我们要尽量避免被幻想的幽灵所牵引。概念经过明晰的思索便构成指引，接受这种指引与任凭幻象牵引是有区别的，不过大多数人却选择违背人生的这些规律。如果我们经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在何种思考中，导致我们最终做出采取某一特别途径的决定的，总是那些看起来似乎可代表该途径的某一幻想的图像，而并非将各个概念进行明确的安排然后一步步推导而来的正确判断。
我们永远不要让一时的印象来操纵自己，也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这些印象和表象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力之大，要远甚于思想或系列概念的单纯作用。它们影响力如此之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一时的印象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料（事实往往与此完全相反），而是因为我们的知觉对它们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其作用非常直接。我们的心灵被它们强行入侵，我们的平静被其扰乱，我们的决心也被其摧毁。
滥 用 智 力
很多天才和伟大的学者在年老时都变得心智衰弱、幼稚，甚至疯狂。例如１９世纪初几位著名的英国诗人，包括司各脱、华茨华斯、骚塞等，他们到了年老，甚至只是在六十几岁时，其智力无疑已经变得迟钝衰弱。事实是，当他们到达那一时期时，由于经受不住大笔酬劳的诱惑，竟然将文学当作买卖，为了钱而进行写作。他们之所以成为低能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这种情况就诱使他们超乎常态地滥用智力。那些不断奴役灵感、支使诗神的人，终将会受到惩罚，在其他类的精力上过分地沉溺，也会得到同样的后果。
乐天派与悲观派
柏拉图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人性情开朗，另一类人则个性阴郁。他指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不同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感受性。有些人会对某事感到失望，但这件事对另外的人来说却是小事一桩。一般来说，对于痛苦的感受性越强，他对于快乐的感受性就会相对较弱。反之亦然。对于一件既有可能转好也有可能转坏的事情，柏拉图所说的两类人也是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这事变得不利，个性阴郁的人会因此而懊恼或悲伤，就算变得有利，他也不会高兴；与此相反，对于不利的问题，性情开朗的人既不会忧虑也不会不安，而如果转为有利，就会欣喜不已。十件事情成功九件，前者并不会高兴，反倒还会因为尚有一事未成而心烦；但后者却是就算仅有一事成功，也能从中找到慰藉，心情开朗。
天才都是忧郁的
虽然对于心情愉快来说，健康之力匪浅，而且我们要幸福就必须要心情愉快，然而心情愉快也并不完全仰赖于健康，因为有些人的身体可能是完全健康的，但他的性情却仍很忧郁，成日愁眉紧锁。每个人的天性和体质不同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的敏感性同体力和精力之间的一般关系。过分的敏感会使心绪不太平衡，会产生一种过分的抑郁，而且时常会表现为不可抑制的精神亢奋。天才正是这样一些神经作用或敏感性过分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正确：“哲学家、政治家、诗人或艺术家，看起来都是性情忧郁之人。”西塞罗也常这样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天才都是忧郁的。”
独立和闲暇
有幸被上天和命运赋予智慧的人，对于其内在的快乐源泉将会进行热切而小心地维持呵护。独立和闲暇正是要做到这些的必备要素。一个人会自愿节制其欲望，珍藏其资源，这样才能获得独立和闲暇。别人的快乐只限于外在的世界，而他跟别人不一样，正因为此，他也会更加克制和谨慎。所以，他绝对不会为了想得到官职、财物或是他人的好处和赞许，不会为了迎合低级趣味和恶俗品位而不惜出卖自己。面对这种情况，他会谨遵贺拉斯在给米西纳斯（Maecenas）的信中所提出的劝告：如若为了“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荣耀、官职、排场、头衔和名声而宁愿放弃自己所有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愚蠢之甚莫过于此。
大多数人在闲暇时分能创造些什么呢？他们只会感到厌烦和无趣，当然正在寻欢作乐，或是做傻事要除外。我们可以从大家怎样打发闲暇看出，这些闲暇几乎没什么价值，就像亚里奥斯图（Ariosto）所说的，愚蠢之人的空闲时刻是如此可悲啊！普通人只想着该如何把时间“消磨”掉，而稍有才智的人则想着如何尽量将时间“利用”起来。对于才智有限的人来说，其才智仅是意志的动力的工具，所以他们极易感到烦闷。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让意志发生作用的时候，意志就会休息，才智也会随之停工。跟意志一样，这些人的才智同样需要外因的发动，所以最后就会造成人的烦闷，也就是说人的各种能力都可怕地停滞了。为了能够消除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纷纷寻找一些琐事，以得到一时的欢娱，他们希望这样可以使意志产生作用，而由于智能是完成意志的动机，因此也可能使智能得到运用。这些动机与自然的真正动机比起来，就好比纸币和银币的关系，因为它的价值可以随意确定，例如之所以发明纸牌和麻将牌等，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一个人在百无聊赖之时，可以活动自己的手指，或是敲打任何东西，就算只是拿着一支雪茄烟也好，我们可以用这些来代替大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