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西班牙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那天我们举行了庆祝和平的活动。对此，很多欧洲国家表示难以理解，他们评论说：“再过五十年，在费城都不会有人记得什么西班牙战争了，现在何必大张旗鼓呢？”你们当中或许有些人看到过在布劳得大街上的游行队伍。很可惜，当时我不在费城，家里人在信中说，豪普逊中尉坐的四驾马车恰好就停在我们家大门外，人们高喊着口号：“豪普逊万岁！”要是当时我也在场，我也会跟着喊的，因为这个国家理当给予豪普逊更多的荣誉。现在我随便走进哪所学校问道：“是谁在圣地亚哥把梅里马克号击沉的？”男孩子们就会齐声回答：“豪普逊。”实际上他们的答案只说对了八分之一。因为当时那艘船上还有另外几位英雄，为了坚守岗位，他们一直暴露在西班牙军的炮火之下；而豪普逊，他作为一名军官，躲在烟囱后面指挥战士们作战也是无可厚非的。费城最聪明的人都聚集在此，但是，却没有人能说得出另外七位英雄的名字。
这样讲授历史并非我们的最佳选择，我们应该这样教育人们：不管一个人处于多么卑微的职位，只要他恪尽职守，那他就有资格同现任总统一样获得美国人民给予的荣誉与赞颂。但是很遗憾，我们不是这样教育人民的。我们在各地听到的都是，将军们是所有的战役的主力军。
我记得，那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我到南方去拜见罗勃特·爱德华·李将军。他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在人们心中他都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大家都以他为荣。将军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是关于他的一个随从的。这个随从名叫拉斯特斯，一个黑人，刚刚应征人伍。有一天，李将军把他叫了过来，故意逗他说：“拉斯特斯，我听说你们全连的人都阵亡了，你怎么还活着呢？”拉斯特斯朝他眨了眨眼，说：“因为每当战斗打响之时，我就和将军们一起后退。”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我紧紧地闭上双眼——请注意，是紧紧地闭上——啊！我看到了年轻时候结识的那些面庞。我记得没错，他们曾经告诉我：“你的精力充沛，总是没有停歇地在工作，你永远年轻，你不会变老的。”此刻我跟任何一个同龄老人一样，当我一闭上眼睛，那些多年以前我爱过和失去的人的脸庞就不断在眼前浮现。我心知，不管别人怎样说，自己的确已经进入暮年。
现在，每当我闭上眼睛，就会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马省的家乡，我仿佛又看到了山顶上的牛栏，还有那儿的马棚。我仿佛看到了公理会的教堂、宽敞的市政厅以及供登山者歇脚的小屋。我还看见人们成群结队渐次而出，他们穿得鲜艳耀眼，广场上彩旗飘扬，手绢挥舞，我还能听见乐队演奏的声音。广场上列队走来一连应征入伍的士兵，虽然那时我只不过是个小男孩，但是已经担任连长了，心里得意得不得了。尽管一根缝衣针就能戳破我的气焰，但当时我却觉得世人所能经历的最了不得的事件也不过如此吧。如果你曾经有过梦想想当国王或者女王，那就去找被市长接见的机会吧。
伴着雄壮的乐曲声，人们纷纷向城外涌来，迎接我们这些士兵。我骄傲无比地领着我的军队列队从那片公众用地走过，下山走进了市政府。战士们穿过中央的过道后分别就坐，而我，那个特别自豪的人就坐在第一排。礼堂里又涌进来一大群人，大约有一二百人，他们把整个礼堂都塞满了，四周都站的是人。接着，政府官员鱼贯入场，他们在讲台上就坐，并坐成一个半圆形，位于中央的就是市长。此前市长从来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过任何公职，但他是个好人，而且他认为公职可以使一个人变得伟大。市长在讲台上坐下后，无意之中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我，他即刻走下讲台，邀请我上台去和他的政府同僚们坐在一起。在我入伍之前，这些人从来也没有注意过我——当然除了建议老师对我进行惩罚之外，可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被市长邀请上台，并且与他们同居一席。噢，上帝啊！在那个时候，市长就相当于帝王，他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国王。这如此巨大的荣誉令我无比激动，热血澎湃。
待我坐定之后，大会主席站了起来，走到桌边。当时我们都以为，接下来他会向大家介绍公理会的牧师，再由牧师为返乡的士兵作演讲，因为他几乎是大家公认的惟一的一位演说家。然而，观众们却发现那个老人家要亲自出马，这个时候，大家的脸上都禁不出露出惊异之色。在此之前可从来没见他发表过任何演说，错误倒是见他犯过不少，都是些普通老百姓常犯的错误。他似乎认为只要他担任了政府职务，就能旋即变成伟大的演说家。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梦想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但是从小却不晓得练练自己的嘴皮子，那该是一件多奇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