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儒道佛也通过对人的心性研究开展对哲学的探究。中国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而儒道佛三家对心性的主要研究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
儒家对于“心性”的研究注重于人的 “德性”——以“仁”为主，这及是“真”的最好解释；强调的是主体道德上的自觉完善，如何从自身强调为善去恶的必要性。道家是对于物的“知性，真意”——以本性自然的 “道”为主，这是对 “善”的最好诠释，主张的是“道法自然”与“自然无为”，道的主旨虽是“自然地物”，但是老子并未离开以 “人”为中心。佛家的禅宗出发是“众生皆苦”通过“四谛”与“五蕴”等教义来论证人生从苦海脱离的必要性，同时又从佛经之中让人们悟出世界的“三世轮回”与“业报”之说来引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也是对人们的“美”的诠释。而儒道佛三大家组成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的心性与知性观。
儒家的思想之中最多的是对知识和人性之中最重要的“仁”也就是“真”的诠释与解释。在论语之中孔子对于人性之中的“仁”也只有其本身和为什么行仁的层面之上，对如何行仁并没有作出重点指示。论性只是通过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与“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这只是出于人的自觉行为，对于之中自觉行为孔子并未给出论证，而是给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样的具体的操作之法。对于知识也做出了解释与诠释，《论语·阳货》之中的“多识与鸟兽草木之名”与《论语·述而·》的“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则说明了知识的界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与 “君子博学于文，文约以理” 《论语·雍也》则说明了知识的构成，推论与获得。
之后的孟子对儒学进行了发展，使儒学更进一步到了“论心性”的地步。对人的“仁”与“真”的原因归于人的“心”。对此孟子也做出解释与论证，并认为人与动物相同的因素是性，但却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性。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此之谓失其本心也。”《鱼我所欲也》；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心、人性、与“本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道家的“无为而治”概念既指内心恬淡的精神境界，其旨要不离于“心”。此“心”指的是人的心性。道家的无为而治要的是顺应自然，道家所谓“心性”是“自己如尔”的自然之性。《老子》之中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蹊。为天下蹊，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而道家也把世间万物归于正反两面相辅相生，这也是 “心性”之中的一种，“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与“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意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隋：恒也。”都论证了事物相辅相成。而之后的庄子“南华真人”继承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 “道”是客观存在的，把 “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因此可以说道家的自然人性论是一种“心性”，而“心性”是人本身最最基本的，是人的本源。所以“道法自然”可以理解为)保持自然状态或本来面目，不假人为，就是“好的”。这恰恰就是本源的最好理解与诠释。
佛家的禅宗从心性论角度看，可以知道“本体之心”指的是自觉心，自本心与真心。禅宗从“众生皆苦”出发，通过“四谛”与“五蕴”等教义来论证人生从苦海脱离的必要性来使人们的 “心”悟出其中的“真”，在通过 “真”来了解明白世界的善于恶，达到“普度众生”的目标。《坛经》言“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正是顺此思路，正是由于对心的个体化，而心又是性，性是人们的行为的依据。而禅宗重于 “禅”，除去坐禅还有以 “心”去悟道的方法。因此禅宗核心来看禅宗的是以 “心性”为基点，通过 “心性”修持获得 “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贯穿于禅宗心性学说、文化思想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内在——超越。
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是儒、道与佛三家于心性之论互相融合互补的深刻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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