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你好吗？
一直觉得书信是被我忽略的一种通讯方式——上一次真正提起笔写信，确乎是尚未上学时，由苏州旅途中寄回杭城的，当然，信到时，我已回家二、三日了。因此，当看到这寸许厚的书信集时，内心未免有一种震撼——那是怎样的提起笔的勇气，况且，是在二十一世纪？
当然，比之于《傅雷家书》，《亲爱的安德烈》又是家信的一个飞跃——因为它不再拘束于方寸之间的“爱”与“人生”，更是母子跨越东西的社会探讨，是一个蕴含矛盾却依旧充满温情的共有的心灵空间。与此同时，这一探讨看似把“你”、“我”置于事外，却真正将一座隐形的桥梁架在了那条鸿沟之上。在这种看似波澜不惊交流之中，有一根循序渐进的故事主线，见证了那一种平衡由构想到现实的过程。
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天平的重端落在母亲。我不知道龙应台先生当时有如何的心情，当目光穿过桌子落到彼端，孩子的心仿佛已经遥远。地理的分离造就心灵的排距——安德烈并非失去对交流的渴望，他是一个有思想并且拥有自我判断力的成年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的年轻人已不多见），与此同时，距离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冷漠——因此，他们彼此都选择了去实现平衡，以第一笔的勇气，松动心灵间隔之中的坚冰。
——记得小时候曾经想给远方的一位朋友写一封信，落笔之时，满肚子的话却忽然堵在口腔，怎么也说不出来了。仿佛是有什么东西阻隔其间那样，原本可以明朗的谈话变成生涩的语言，书写在信纸上的时候，因为斟酌太久而留下块状的墨水痕迹——我想我并没有写的勇气，至少没有“表述”，没有“陈情”的勇气——结果，出乎意料地快，那位所谓的“朋友”就成了真正的陌路。人不能也不适宜长久地独居，这不仅仅是对于住所的，也是对于心的——“友”一个字尚且如此，何况是母子之间？可以想象，如果龙应台对于儿子的变化表现出“超常”的冷静，那么他们之间除了血缘之“爱”，又还剩下什么？没有完整的救赎并不代表我们已经可以放弃这条路，就像Andreas怀揣他的自由，龙先生坚持她的原则，衍生品却是更加可贵的东西，是彼此的包容，理解，是朝着同一人生方向的展望——（再写下去是不是也有些Kitsch的味道了？）总之，是可以珍藏一生的两个人的回忆，也是可以拓展到整个世界的“完全体系”，覆盖东西，覆盖年代，覆盖生命。
所以，慢慢地写作的时候，渐渐积累的，是孩子那边所继承到的人生财富，也是母亲为劳碌一生奔波所腾空的那一隅留白，从第一笔开始，他们向平衡迈进。写作如同讲述，讲述则又是转换的过程——你能想象相差三十年（尤其是当今社会）的人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吗？确实太难。写作如果将此作为目的，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共识。当你作为独立的一个个体，面对另一个敞开的心扉时，倾吐的愿望会自然而然地表现。与此同时，我也虔诚地相信，交流是语言功底和内心修养为基础的——因而我作为一个失去前者的人，读此书的动机就无法完全地走单纯路线，而是由文字中揣摩，玩味这一种“矛盾”，这一种“融会”，这一种“勇气”。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敬畏的眼光——对于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即使有再多的话，再深的抱怨，到了电话里也浓缩成一句“还好”。“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而“还好”呢？“还好”是复杂的，是可以书写的 ，却是被太多人所忽略的。有没有写下来的勇气呢——有没有诉说给父母的勇气呢？父母又有没有回复的勇气呢？总是轻描淡写的一个背影留给别人，是否也无形之间加重了这种隔阂？
于是呵，有了《十八岁那一年》——若干年前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时，我也问过自己，对父母如此依赖的我，是否真正了解他们？我知道父亲生长在江南的小镇，却连一场杏花春雨都不曾经历。父亲其实是热爱为我而写作的，但他除非有何病恙，我是绝不会在文字中提及的——我没有勇气写下去，我踌躇太多，但也注定失去。我担心不能和母亲谈哲学（这对于传统老一辈的中国人来说，未免有“迂腐”这嫌），担心说出来反而会增加她的压力——或者说，害怕自己不能承受独立价值的颠覆，因此，不得不以仰角，审视龙应台母子，静静地站在舞台之后，看镁光灯下，别人眼里的世界。
但至少，我还在慢慢积蓄我的人生，等候那一天，我拥有提起笔来的勇气。有从容诉说的魄力，有可供分享的人生经历——有充盈的完整的生命。我真的不再想匆匆开始，因为实在无法草草了结。在母亲问起的时候，能够完完全全说出我想说的一切——
“《亲爱的安德烈》，你好吗？”
“哦，并不太好。太遥远了——近的时候又太迫切了。那么，你好吗？”
“也挺糟的。只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嘴角泛起甜面包圈般晶亮的笑容，一定会有的，在那个不远的明天。
兰依仙女 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