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节诗句的胜利

　　好的坏的都是我心灵的荒野。
　　——题记
　　“当我们以为诗在流血的时候，它却为我们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窗边，一群清教徒的喧哗声让她不再沉默。羽毛笔静静地滑动在纸面的时候，它已经悄悄地死去——没有人们的痛惜，它只是停滞，在自己的归宿，追溯时光留给自己的答案。
　　纸面上所留下的，是五节淡淡的忧伤。
　　我想，自己应是没有做诗人的天赋罢了；纵使是有，此生也并无实现的可能——毕竟，自己写的那些圆熟软烂的文字，也终于成了自我的高峰而难于逾越了。著名的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第五元素》中写道，诗与散文是两极，但彼此不能分离——而我毕竟是站在一端的人，诗意在太早的时候就被剔除出来，——词汇的喧嚣不再是我所需面对的问题，灵感并不是纵横交织的而是有规律的线性排布，总之感性所扮演的只是文字的框架，而不决定其基调。
　　被限制在孤独的一隅时创作不免要走向异端，欣赏力会慢慢沦丧，创造力的消失则几乎不费时日，轻巧地掐断与从前所建立的联系。——但我更愿意相信，生活的面目不是这种孤独感所能够掩藏的，无论是在何时何地，这种前进的步伐有让人恐怖的诗性，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描述：“它令人不安，如同几十架风车在黑色的荒年，在不毛之地的边缘，骇人地旋转。”前人精湛的譬喻使得我们不需花费更多的时间找到形容这种情怀的喻体——但是客观地说，这种痛苦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它的存在，要远远强大于我们口中的永恒。近日读到余光中的一篇《缪斯的左右手》，看来是比较讨巧的一个题目。学者们多青睐这样的命题，因而在比较文论中同题者比比皆是，读了多篇才知道始作俑者。
　　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尝试去认可散文可以与诗并驱的理论。在我看来，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角度判定其价值的高低，未免是幼稚可笑的。倒是柯立芝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真正的警醒，——“诗真正的反义语不是散文，而是科学。”我们应该认为，人对于自然的态度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虽然文明的进程被整个地吞噬——从蒙昧时代到科技革命，由惶恐直到狂妄，却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复到从前的惶恐状态。唯一的变化是这种惶恐不再是无知的颂咏，而是对现有的充盈所表现出的不满足，面临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呈现出来的一种病态。佯装病态的诗，如同蔫花般惺惺作态——到最后，不禁成了真正的鸡肋；而散文却得以卑微地生存。倘若我们的文字并没有死掉，诗，作为思想的载体，实质上是没有永恒性的，而文，作为历史的载体，却是相对长久存在的。诗较于散文，乃至是其它所有的文体，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尤指思想上的）——诗的跳跃性，决定其阅读的人群。格瑞夫斯对于凡夫俗子的吝啬恰恰是诗人的一种自知之明，或者说，是某种合理的定位。
　　诗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矛盾体，人性的开放与隐晦在这里酝酿，积蓄足以开拓一片新天地的能量。诗是意志的轴心，却并不依靠意志去推动——并不像是火焰中的死，诗的葬礼应当是轻雾弥漫的晨间，融化在前夜雨露的湿润。轮轴停止，它就此被遗弃在思想的荒原——因而，米兰·昆德拉对于小说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是适用于诗的。但我们注意到，小说的变化性较于诗又是单调的，——虽然故事的题材源源不断，但却是可归结的。而诗的伟大就在于，它并不能避免一死，却是唯一有勇气说自己经历过天堂、炼狱以及地狱的事物。——让我们回到帕斯捷尔纳克“纯洁的诗”，贴近大地，骇人地旋转着的风车，你可曾注意过它的方向？它是灵魂的忠仆，却也是意志的叛徒——乖僻的导师，乃至道貌岸然的强奸犯。但是，剥离人类的那些脆弱的情感，诗学难道也要烙上形而上的标记？
　　“好的坏的都是我心灵的荒野。”——诗人的心中，生满毒瘤的枯寂却不能灭绝生命的炙热。背景，或许是恬淡的云朵，在微蓝的通透的天空下，某一个倚窗独坐的少女，入耳的喧嚣，化作笔尖流泻的不忍，最后停滞在麻木的尾句。我疑惑查里斯·斯温伯恩为什么要写作《查斯特拉》？一样的十月，一样的窗畔——浅醉辄止，是一种尴尬的优雅，比起悲剧中郁愤的咆哮，这难道不是五节诗句的胜利？
　　倘若失去那些诗句，少女早已是坟墓中的清冷的一堆瘦骨。纵使拥有，历史也只能为她的生命多留下一丁点儿的惘然之意。可是——五节诗句的胜利，却足以让我们记住时光最后的答案。即便是死亡，那巨大的诗的行轴中，依旧隐匿着可以被继承的力量。
　　二○○八年 七月 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