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闲暇时候，我也好点儿收藏。去古玩集市游走一圈，偶得两件俗物，不奢望升值空间，只图个课间歇息，平添一番古今赏析的情趣。有一搭无一搭，时日渐长，却也相熟了不少行内友人，所选项类亦不固定，是老的就话稠。彼此散淡请教，或交流往昔体会，或共享近日喜忧，不敢期待动人心魄的宝贝。人可以贪玩，切不可贪财。
让我无法割舍、不能轻弃的交易，却有这一回。当时，面对着巴金先生早年写给山西少女的七封老书信，我无法平静待之，反复追索不舍。得信后，展开考证落实，“探索发现”这位女性。前前后后竟用了两年多工夫。故事波澜起伏，值得一记。同时，我将借助此文，向读者和研究界披露全部七封信的内容。
一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二 古董商喊出高价位（1）
回过头来，谈谈这批书信的来历。
2004年底，我返回山西太原，自闭在省作家协会寓中，关门研写晋东南“*”血火之战。太行山腹地，凝结着我少年生活的全部。2005年和2006年，我集中两年时间，写完了这部非虚构作品《牺牲者》，成稿80万字。如前所述，写到躁累时，我漫步古董市场，权作课间歇息。
太原城不大，古玩市场不少，堪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不让京都。这一日，应是《牺牲者》即将杀青的2006年冬，我无端由去了文庙。此地店铺稀疏，只剩下七八家坚守。外省淘宝者干脆不知此地，抑或极不重视这里，提着大钱包上了别处。
古董商人赵从平，年过六旬秃了顶，脾气还是一个倔。在路边经营一家小店，坐南朝北。店内用柜子隔开，前头大些搞经营，后头小些可睡觉。店名叫做立玄斋，门牌为文庙22号。房门半掩着，探身望望里头，一盘象棋散放在当地，架上货色一目了然。
老赵一声高叫：作家，进来杀一盘！
我与他没有深交。往日杀过几盘棋，他也是个败。今日闲谈之间，老赵忽然想起什么，竟向我请教巴金的情况，并问及巴金写的东西是否值钱。我心有所动，嘴上却要轻慢些：巴金？南方作家吧，咱这边的人对赵树理更熟悉哩。老赵表示他存有巴金旧日东西，说我这个当作家的理应感兴趣。
我忍住好奇心，依然轻描淡写：那要看是巴金的什么东西。
老赵的回答令我震惊：巴金写给情人的老信嘛！
我调笑他，笑他无中生有。老赵便有些生气。
主客二人真真假假一番切磋，老赵终于从后隔间取出一册破旧杂志示我。前述巴金那信，便散夹在杂志中。
详察信件，我心大惊，言语中强装淡泊：这是作家给一个读者的普通回信。这些旧信多了去了，怕是不上价哩。
老赵多少有些扫兴，随即说出一句使我更加震惊的话：这是一封，一共七封哩！然后，他眼镜后头那双小眼睛，狡黠地盯着我。
有行话说：褒贬之间是买家。倘若你不买，也就不必对文玩展开评价了。
老赵原是太原一家兵工厂的下岗工人，经营古董差不多20年了，早在府西艺苑地摊时期，我就认识他。今天，他还是猜到了我的心意！他之所以仅向我展示一封信，用意便是考察我的兴趣。只要我对其余六封信提出欲求来，我的购买倾向性也就显露出来。从而他将不断地诱惑你，勾引你。
故而我强作镇定，做无意追问状。倒背双手，欲走非走，似告辞且逗留，又言及彼此棋艺云云。为日后便于跟踪此事，我以订金方式，买他一只失去了基座的清晚期红木大立镜，却又让他设法把基座配齐，以保持联系。临行，仿佛我有了一个新想法，随口提到：我在北京有位朋友，好像是研究巴金的，你慢慢把七封信整理出来，说不定我送给这朋友算了，也许人家会有什么用呢。言下之意：我自家对此并无兴趣，可买可不买，倘若价格便宜，不妨转赠友人。
晋商传统深厚，行内少有笨蛋。老赵也以无动于衷未置可否的态度，回我：再说吧，再说。
辞了文庙，回房枯坐，食不甘味了。说到底，咱还是差钱，生怕他喊出一个高价来。
从那儿以后，我北京、太原两头跑，时断时续与这位赵从平先生保持着交往。对巴金的信，也前前后后读了五六封，又无端买下他几样东西。如清晚期一只大号水仙花盆，本来我就有一对儿，这时也买了，只当留着送人。二赵之间展开了一场冷战，内心里明白事由，嘴上却不说破。还有两次，我故意晚些去见他，以便到了饭点请他共饮。这家伙喝高之后，竟放出话语道：赵作家够意思，咱也不含糊，下次，等我把第七封信揭裱利索，统统送给你玩去吧！侃得我头昏脑胀找不着北，连连夸他真豪迈。二人相互间老赵老赵地叫着亲热，终于到了摊牌开价这一天。
二 古董商喊出高价位（2）
这一天，商人老赵还是喊出了一个令人无比愤怒的高价位。
他说：本来一封信1万就是7万，看在老主顾份上，你给5万拉倒。
我定定神说：可把我吓住了，你接着梦吧！
二人继续冷战下去。我当然不甘放弃，只是担心东西落入其他什么人手中，就再也见不着了。而我闷头苦写《牺牲者》整整两年，加上之前抢救采访一年，3年间没有一分钱进账，还花费不少，当下确实拿不出5万元来。我心里有数，甩给他3万，他也就卖了。然而那时我正气恼，像个少年人似的，不想再理会他。
他不想便宜给你信，我毫无办法，非常无奈。
且让我们鉴赏一下，巴金先生在第二封信中，又写了些什么。信纸上方印有“译文”等字样。纸质变脆有损。不知为什么，巴金先生在抬头省略了称谓。全信为竖写两页：
快信收到。我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所以我的文章也是的。我在生活里追求着光明、爱、人间的幸福，我在文章所追求的，也是这个。但我行为却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这是社会环境使我如此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你想研究文学，倘使你的性情近于这一面，那自然也是可以的，你的信正是□□□□。然而我会告诉你，应该熟读一些书，□□□□□□我有好些朋友就没读过旧书。
我觉得你应该升学，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这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一个人要走进社会，最好得具有更多的技能和学问。倘使你在这样年纪就抛弃了那个可以培养你的能力和机会，□□□□就得不着了，所以你得听我的劝告，等候着将来。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
你为什么寄钱来呢？这真使我有些受窘了。你要什么书，我只要找到，就可以寄给你的。现在我不寄还你了，怕你不高兴。我给你订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以便好好地度过会考。我□□□□□，但那些鬼文章，朋友们老是逼着我写文章。你看，我又写了《春》这部作品。□□□□就不容我有时间写信。我总没有从容的时间写过一封信！下次再谈罢。
祝
你好
金 五月二十五夜
此信距第一封信刚出一个月。信中说，“我又写了《春》这部作品”，应是指《春》随着《文季月刊》的创刊开始连载，而不是说已经写完了《春》。《春》的最后完成，要在1938年2月，次月巴金在开明书店把书稿校改完毕，与靳以离开上海转赴广州而去。
从信中“我给你订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一语推断，此信只能写于1936年。有史料表明，巴金和靳以是在1936年6月将《文季月刊》创刊号推出的。到次年初，该刊在出版了七期时，被当局查禁。
巴金往太原寄发了《文季月刊》，使得远在内陆省份黄土高坡的黛莉们，成为这些名家名作的第一批读者。
这封信使用了《译文》社信纸，亦有出处。《译文》是由黄源先生主持的一份“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巴金致黛莉此信前二十余天，即那年5月3日，黄源先生在上海聚会，为《译文》复刊请客。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载：“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巴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当时，巴金与《译文》黄源先生过从甚密，时有翻译作品问世。他使用了《译文》信纸，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封信却仍然使用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信封。可喜者，信封背面完好地保留着两枚民国邮票，上印孙中山先生头像，面值5分。余第六只信封，邮票亦在，保留3枚，两枚为面值2分的孙中山头像，一枚为蒋介石戎装半身像，面值1分。总共5枚民国票，品相完好无损。
自此信始，往后六封信，巴金先生在落款时，仅用一个“金”字。
三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1）
文庙古董商赵从平先生，手把着巴金七封信，自认为奇货可居，迟迟不肯让给我。我这厢舍不得亦急不得，常恨文人囊中羞涩。这位赵从平在太原古玩界要算个“锭头”，平日交友不多。我在圈儿内几位老友，大都与他不相熟稔，一时间找不到合适中人。要想解开此套，还须他法。
作家是专门琢磨人的。应该从人下手。于是我举杯对老赵说：这事儿怪了，我叫你老赵，人家叫我老赵，这位黛莉也姓赵，缘分啊！两位老赵便傻乎乎地笑起来。我恳请他讲讲，这些信究竟从何而来？你老赵咋会有这种东西？真古董讲究传承有序，好东西都应该说明出处。老赵乘着酒兴，道出了发现这批老信的源头。
老赵说：凡成大事，要下苦功夫。尽管他并未成大事，下过苦功夫这个话，他总是要说的。
前头讲，赵从平先生本是二四七兵工厂一名下岗工人。为了生计，转入古董行。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太原市开始大规模拆迁建设。许多古董商，趁老旧房屋拆除之际，搜寻到不少宝贝。在北京城区也常见这种情景：拆房挖沟施工中，旁边蹲了一溜闲人，专为捡老东西而守候。小到古瓷片，大到老木料，都有人收。这一天，太原市中心区域解放路，拆除阎锡山时期老院子，“闲人”们来了，蹲边儿上抽烟。其中一座民国初年三进大院，坡子街20号，是老牌二四七兵工厂高级管理大亨旧址。阎锡山重视“造产救国”，信奉“武力为公道之后盾”，二四七兵工厂百年历史，亦由此来。其前身曾为西北修造厂，1949年后被政府接管。
赵从平出身这家工厂，知晓院里住过老总管或者什么高官。他来到现场，据他说还有其同厂妹夫等亲友，协同蹲守，“下苦功夫”。当时，院底有巨大的地下室，曾经抽水两天两夜，众人耐心等待抽干积水，却未见任何宝贝，遂渐次散去。而在拆除房屋时，拆到房顶天花板，发现了油布包裹一个。清晚民初建筑，好房子造天花板要用硬质材料分格建成，不是纸质的。待取下包裹，慢慢打开看时，内有一捆旧信，应是当年房主暂时存放的物品。根据内容推断，或是大户人家一位读书小姐，不愿让大人们知晓此信此情，临行匆匆，存放在天花板上了。岂料世事沧桑，几十载春秋逝去，这位小姐再也没机会将信取回。这些信，静静地躺在顶棚上，任由尘埃叠落，等待着后人识见。兵工厂老房子转由市政拆除，厂里参与劳作者偶得此信，又知本厂亲友赵从平做了古玩生意，便将这些旧物转给老赵，看看它们究竟能卖几多钱。老赵对我说，十几年了， 贵贱没有卖掉，都快忘记这件事了。不是见着你这个作家，却也想不起来。这便是这批信的来由了。
古董商贩们的存在，是文物保护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多可为利，亦可为害，却不能没有他们。这一次显然做了好事。假如仅仅是拆房工人独家干活儿，说不定，早将一捆烂信一脚踢飞了。
我说老赵，原先怎么没听你说过？
老赵说，原先是想把信转给巴金家人，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结果，有人发现一个叫什么沈雁冰的信，转给人家后，人家寄来500块钱，说声谢谢拉倒，根本不可能挣来大钱。这个思路最不合算。就这样，放下来了。
我说，那好，原先你没花什么本钱，就不该贵卖！
三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2）
他说，好，喝酒，改天我一高兴，就白送老弟啦！
气死我也。这家伙，是我见过的晋京两地古玩商当中最难打交道的一位。贵巴巴地买了他的大立镜，也没配上底座，拉回来无用，在雪野店里放了一段时间，干脆送给我长治发小了；买了他一只大号水仙盆，放在家里没地儿搁，塞床下，迟早也是送人。
要想事有转机，尚须人心律动。
这位油盐不进的赵从平先生，年轻时却是一名崇尚暴力又无比激进的革命战士。我发现，只要你一提当年“*”，说运动风起云涌，豪雄叱咤三晋，他便正经起来，乃至高傲挚诚变作另外一个人。恰恰是因为讨论山西“*”史实，在血与火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话题。3年来我写《牺牲者》，对山西“*”两大派武装斗争态势，也算比较了解。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册《牺牲者》，表示要细细研读，“让咱这个老红卫兵也学习学习”。
我说，书尚难出，装订不多，只能借给他看，且必须提出几条宝贵意见作贡献，否则不借云云。
2007年初，《牺牲者》装订出来，我真诚地送他一册，不，“借”给他一册，并且与他约定：巴金这批信不得卖与他人，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议。
事情正在起变化。老赵和我熟络了，始知他并不完全是个油滑商人。
2008年5月，四川发生极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灾区采访。6月里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头赶写一部《晋人援蜀记》，累得直不起腰来，情绪也不好。空隙间，又去文庙找那赵从平。我实在无法丢弃巴金这些信。
老赵一见我就说，他流着热泪把《牺牲者》看完了，并说现在舍不得还我，还想反复看一看，认真想一想。另有两位朋友也急于借读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只要将巴金信件给我，咋也行，把这部《牺牲者》送给你都行。旁边有人帮腔：“这种民间装订书，将来也是文物嘛。”
老赵语气较以前有所变化，说这些信肯定给作家留着，只要求价格上能多点儿就多给点儿。
我说太贵，上哪儿找那么多钱？老赵便嚷嚷出一句糊涂话来，使我极为恼火。他说：我在中央台看见你们捐款哩！你们能给灾民出那么多钱，就买不起个这？
我不由大怒：放你妈的屁！你开个破店还敢自比灾民？东西老子不要了，你这秃驴留着发横财吧！
老赵赶紧道歉自己说了错话。二人谈崩，我拂袖而去。
事后，我也觉得骂街不好，自己修养太差了。老赵下岗多年，强在文庙苦撑，嘴上吹得硬，其实并没发什么财，要不他早就搬进古玩城去了。对于这些信，他情知主顾难寻，别人并不会痴迷此道，反复不愿降价，无非是为着生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如不跟我等纠缠，又去找谁索要呢？说到底，还不是咱自家人穷志短吗？
到了8月下旬，《晋人援蜀记》写完，交给出版社。我再次惦记起巴金致黛莉那七封信来。
很快又要去鄂尔多斯出差，然后去北京忙其他事务，一两个月怕也回不到山西，东西没了咋办？
9月6日上午，好像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忍不住还是上了文庙。我最后一次站在文庙街22号立玄斋的柜台前。
我一言不发，故意绷着脸色。
二人对视良久，老赵同样沉默着。半天冒出一句话：我知道你就会再来，你这个老赵！
三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3）
我忍不住一笑，正要开口讲些什么，只见赵从平豪迈地一挥大手，制止我开口，然后伸直了一根食指，自作主张道：一万！你肯定拿得出来，今天甚也不说了，七封信带皮儿，归你，只当我认你这个兄弟。
成交！我回应他两个字，再无废话。
二人相对又笑。老赵将一个硬皮大夹子给我。他早已将这些信和信封，一一展放到夹子内透明纸袋中了。
成交后，我一反常规，取过纸来，写出一张买卖合同，内容也很简单。二人使笔签下名字，老赵说，弄这干啥？我说，流传有序吧。
我顺便问起那册《牺牲者》，老赵从镜片后头眨巴着小眼睛，鬼精鬼精地说：很不幸，丢球的啦！
我说，物质不灭，丢就丢啦。
二赵皆大欢喜。
最后，我要求他锁起店门，乘我的车，到解放路一带去，具体指给我看看，哪里是发现此信的“坡子街20号”，说不定还能找到几位老住户，追忆起70年前，谁是这所院子的主人。以期顺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赵黛莉小姐的踪迹。
赵从平欣然拉下那扇一米来宽的卷闸门，贴着地皮上好锁子。
二人驱车而去。车上，老赵与我调笑道：咋，巴金早就去世了，你还想找到这位小姐啊？你也不算算，信里说过赵黛莉17岁，该是1920年生人，活到现在就得90啦！你上哪儿找去？
我郑重地说：试试看。
我强烈地关切，一位频频与巴金通信，向往着革命斗争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运后来将会怎样？她还好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70年间她经历了哪些事？
好奇，探索，想象，思考，敬畏历史，算是作家的天性吧。
太原城中心地段，曾经的坡子街本来就很短很短。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小街早已荡然无存。来到一座大楼门前停车坪，老赵站立一阵，四处张望半天，然后用力跺跺脚，肯定地说：这里就是坡子街，这里就是20号！
我望着一片水泥地，空空落落，怅然若失。
为了探知原先20号大院曾为谁人所居，我和老赵分头钻入楼区间，前后打问了一个多时辰，没有问出任何名堂来。想想也是，隔着好几代人呢。我举目四望，夕阳西下，阳光照射在一幢幢新式高楼玻璃上，虚光反射千千万万，一片迷离，几多幻影，不辨南北东西，早已淹失了历史方向。
末了，老赵站在车前，安慰我说：你这个老赵，咸吃萝卜淡操心！不用怕，要想知道谁家老院儿，只要我回到厂里，到行政处，肯定有房产底簿嘛，我一查不就知道啦？
我说，好主意，这些天我去外地出差，麻烦老兄先上厂里查着，过些日子咱们再会，有好酒伺候。
他连说放心，说咱在厂里算个老人啦，要查问这件事，不难。
二人就此依依话别。
谁能料到，此间一别，老赵很快就出了事……
四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1）
在整个故事继续推进之前，我们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将此信列为第三封，是根据落款所注日月排列的，并无年份。这是两页竖排长格纸，左侧下方印有“开明B20×20”字样，显见为开明书店信笺。信纸质地良好，全信几无破损缺字处。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头又一次省略了称谓，他直接开笔写道：
应该是我来请您原谅，我接到您两封信，到现在才来回信，您不怪我办事迟慢吗？
你又寄了钱来，我得拿它来买书寄你。您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我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十年》一册，那是书店送我的，我有两三册，故转送你一册。
学校开学了，您想必会忙起来吧。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走走，多看看社会，多体验生活。
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译本。他的书我看得很多，但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觉得怎样？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寄你一本《灭亡》，因为这是最近改订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爱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总序；寄你一本《忆》，那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
祝
好
金 八月卅一日
分析下来，此信应该仍成于1936年。因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于1938年春，4月出书。由此可知此信不会产生于1938年8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写于两年之间的1937年8月3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从后边几封信中涉及的史实加以推断，二是上海局势在1937年发生了急剧动荡，巴金信中却丝毫未见反映。此信只能产生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1936年，即1936年8月31日。稍作考察即知，1936年8月间，巴金先生正在经受着上海文艺界“一个阵线，两个口号”斗争的折磨。左翼作家联盟于春天解散之后，那年6月复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巴金等人没有加入，却在同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赞同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团队，另起炉灶，裂痕加深，斗争公开化。
巴金致黛莉此信，却是在这样一个沉郁的日子里写成。这对于巴金研究来说，或许多了一种别样的佐证。纯情少女远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语调平静沉稳，没有流露出半点焦躁，“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他没有对生活发牢骚，只有对他人更关切：“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8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1936年8月3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如此假设当然没有实际意义。那一时刻，热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读者，本来就非常多，她们同样都很年轻。据记载，巴金那时很少涉足北方，只到过北平，却从未去过闭塞古老的山西。然而我们从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这位北国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着与她深入交流，继续交往下去。
四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2）
五 血溅《牺牲者》（1）
在太原与古董商老赵分手后，我一直惦记着，谁是“坡子街20号”的老房主？查到房主，便可查到家中后代，也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赵黛莉的下落。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后来命运如何？漫漫70年岁月，她还在人间吗？她有没有留下子女？如果她已经去世――这种可能性相当大，她的子女们能不能提供母亲的相关情况呢？这一连串问题困扰着我，一股探寻历史的沉重力量驱动着我。本来，我们为研究界保护和公布这批书信，无疑是任何一位晚辈作家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热爱巴金。但是，仅仅如此还很不够。追索巴金故事以及上个世纪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们，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深远而又现实，似乎更加重要。作家报告人生，报告社会，报告上世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命运，便是职责。
我们理应下些工夫，寻找黛莉。
老赵曾经讥笑我，说我“咸吃萝卜淡操心”，且不去管他。我只是记着，他能在工厂行政处帮忙查到老房主，不知此事有没有着落？只要得到一个房主姓名，寻访工作就不难继续。
我与这位赵从平先生分手，是2008年9月中旬。分手后，我先是前往鄂尔多斯参加文化节，继而转赴北京，在《中国作家》处理《晋人援蜀记》编发事务。中间抽空儿把七封信抄录出来，这样在阅览时就不必翻动原件，可以尽量使它们不再蒙受损坏。接着复去湖北恩施铁路工地调研多日。再返北京后，参加两次关于我的作品研讨会。待到转完这一大圈儿，我返回太原，已是冬雪纷飞时节，寒风凛冽。
万万没有料到，驱车太原，下车落座头顿饭，便惊闻老赵出了大事。
这一天是2008年12月7日，晚饭。有山西古玩城老友雪野先生参加。频频举杯之际，雪野突然将杯子停在唇边，语惊四座：老赵，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和你打交道的那位赵从平，这两天刚刚被人杀了！
一口酒噎得我呛了肺，当下骤咳不止。
雪野先生以他诗人的想象，竟吓唬我说，此事还将累及我本人。只因为，赵从平先生被害现场，也就是文庙22号立玄斋，隔了柜子的里屋，床头柜上展开着我的《牺牲者》装订本。很可能主家夜半时分还在研读此著，不期然竟遭坏人侵入，当下手刃赵从平，血溅《牺牲者》，公安局认为这可是一条重要线索哩。
我说我人在京城，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雪野就开出野蛮玩笑，说我车技高超，阴险毒辣，夜半带刀往返晋京两千里之间，制造巨大疑案，也是可行的。
我说人已逝去，不得污言秽语。转而又问雪野，你如何知晓现场情况呢？雪野说，赵从平那店，紧靠省文物局，案发后，为了识别鉴定房中古董价值，侦探们就近请来文物局专家老孟等人，入室协助勘察。而老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事后相告雪野：赵从平身中数刀而亡，血溅《牺牲者》啊！
雪野把那杯酒咽下，最后说：不信你问问老孟！
我怔怔地望着雪野那张过早老化的精瘦马脸，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心中痛惜赵先生之死。恍惚间，又觉得雪野今晚回家，也不保险。
夜半灯下，我翻阅此前与赵从平先生交往的日记。进而长叹，巴金七封旧信，如若不是两月前成交，今日又向哪里去寻？恐怕又要长期埋没下去了。
五 血溅《牺牲者》（2）
天一亮，我匆匆起身，驾车前往文庙古玩半条街。我要实地看看文庙22号现在的样子，看看雪野酒后的话是不是真的。停车后，我亦步亦趋走向立玄斋。只见四尺宽卷闸门上，贴满了太原警方的白色封条，上写“十二月六日封”字样，下边盖了血红印章，尚且新鲜。几道封条交叉贴着，远望一片肃杀之气，使我联想到过去岁月里，宣判死刑犯，常见这种凶乎乎的“巴叉”符号。
为了最后确认这场灾难，我站在立玄斋门前，用手机给市公安局重案大队老友拨打电话。省城市区出了凶杀案，他们一定知情。大队长杨志强，与我交往日久。我们早就商议说，要找空当深入队中体察生活，写一写当代刑警故事。
警官杨志强，身强力壮极其精悍，整日过着血腥破案生活而不失幽默。他接电告我，赵从平4日夜里被杀，6日上午才被亲友发现。然后他单刀直入，在电话里调笑说：你那本“*书”还没发表，倒成了我的破案物证啦！然后，一连串职业化问题充斥耳畔：赵从平近些天和哪些人交往比较多？你发现他和谁闹过矛盾？赵从平体格健壮，一般人怎能杀得了他？你对此案的分析思路是什么？
我哪里有什么分析思路啊！杨警官说笑：要是让你写这部小说，你朝哪个方向胡编呢？作家可以启发启发警察嘛！你想，谁能半夜敲开古董商的店门呢？这位杨警官实在太敬业了。总之，电话咨询的结果证实：赵从平先生遇难是真，此案尚在侦破之中。
简单推测，因抢劫古董而杀人的可能性最大，多半是流窜犯所为。而流窜作案是最不易侦破的。至于生人为何能在深夜敲开店门，那办法有好多种，非常阴险，此处不提了。不久，警方暗中向各个古玩城提供了老赵被抢走的几样古董图片，看看有什么人会来出货，要赶快报警。
人生命运，无常难料。唯愿赵先生地下安息。
朋友死去，生活仍将继续。直到今天，这案子仍然没有侦破。原指望，赵从平可以协助我，从老厂档案中查到“坡子街20号”旧主，进而有利于追溯赵黛莉的下落，现在显然行不通了。
我只有独自查寻赵黛莉而不舍。我不能放弃一次触摸历史的机会。老赵之死，愈发坚定了我的信念。现在，我需要从凶案中冷静下来，理清思路，选择一条合理而又便捷的寻访路线，朝着一个准确方向有效探索，避免绕行弯路，直至弄清黛莉小姐悲欢离合的一生。
一连数日，我缜密思索，预想了种种追寻方案：一是依然遵循老办法，通过朋友在二四七兵工厂行政老档案中，查找该厂1949年以前居住“坡子街20号”的阎锡山高管人员姓名；二是依此姓名，从山西社科界和史学界，查找这个家族在1936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基本情况；三是拜托公安局杨志强等老友，从过去所谓“敌伪”档案和老太原户籍卷宗里，查兑房主家人；四是展开网上搜索，看看阎锡山当年的“西北机器局”或称西北修造厂，也就是二四七厂前身，其中有没有一位姓赵的高级管理者？如果有，他便可能是这座大院的主人，进而查找其籍贯和后代。有了这几条，不怕查不着主家小姐赵黛莉。我甚至想到，早期太原女子师范学校，会不会保留着1936年前后在校学生花名册？那里头说不定会有“赵黛莉”其人以及居家情况的记载。也可以通过老校友们建立的“同学会”，交叉咨询情况。理案线索不怕多，只怕少而不足。
夜深人静时，我找出太原寓中存有阎锡山执政的十来本书籍，翻了一个遍，从中摘抄出多名赵姓高官来，我将他们做了排队比较，看一看其中有谁做过兵工厂领导人。
在黎明曙色之中，我终于有了一大发现。阎锡山兵工厂规模巨大，计有分厂18座，分别制造各类武器弹药，包括轻重机枪和现代火炮，在同时代中国军阀中，晋军最早装备了现代化榴弹炮团，甚至，还有战斗型直升机也在加紧研制中。如此超大规模军火工厂，高层管理者的姓名不能不存录于史籍当中。
阎锡山任用的高官中，赵姓豪杰者众，只是他们都与兵工制造业没有什么关系，独有一位赵逢冬，这位先生从始至终管的正是兵工！并且，阎系兵工高管层，仅此一人姓赵，再无他人。顺便告读者，晋军兵工厂总厂长，由阎锡山夫人的侄子担任，却是姓张，名叫张书田，时称“总办”。赵逢冬则主管工程技术。
查找范围顿时缩小。
先是查知，这位赵逢冬曾任阎锡山兵工厂总工程师，下辖18厂，旧称为“会办”。一如中国铁道之父詹天佑先生，出任京张铁路“会办”，也就是总工了。18个分厂均在太原古城周边，总工程师便不会驻在外埠了。在进一步搜索中发现，山西文史界曾在一本叫做《沧桑》的期刊，发表过《赵逢冬传略》一文，载于该刊1987年第3期。有了这个关键性标题，详细内容则不难探知。
重复一遍：阎属兵工制造高管层，仅此一人姓赵。这使我大大地看到了希望。
1937年11月，日寇猛攻太原，晋军兵工厂加紧抢运出机床1000余部，动力电机200余部，仅占全部资产的2%，其余皆落敌手。日军竟将大批上好的先进机器，转运到东北去了。也由于这个原因，造成阎军在1947年以后与*军队作战，装备颇受影响。
赵逢冬之家，是不是收信人赵黛莉的家呢？
六 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有了赵逢冬这条重要线索，我们不妨先松一口气。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巴金先生致黛莉的第四封信。此信仍用钢笔竖写，3页近满。巴金先生写道――
黛莉：
收到你的信又有三四个星期了。我到今天才来回你的信，请你原谅。
前天又寄上一包书，现在想已见到了吧。
近来学校里功课忙不忙？想来你没有多的时间读课外的书。《罗亭》是一本好书，但商务译本不好，我们这里另有一册新译本，出版后我会寄你一本。我译的《前夜》不是屠格涅夫著的，那是一个剧本，已绝版了，我不久会把它编在《文化生活丛刊》内出版，改名《夜未央》，因文化生活社另有一本《前夜》。那时我会寄你的。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的书我几乎全读过，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而且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绝不同了）。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商务译本更坏）。
你读过我的《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觉慧”就是我自己。这是错误。我可以告诉你，《家》和我的家差不多，我的确是在那种环境中长成的。《家》和《春》里面的人物有一部分也是真实的人物，但《家》和《春》里的事实都不一定是真的□□。我可以在每个人物的身上，看见我的姊妹兄弟的影子，而且我也想把过去的一点宝贵回忆留下来，使一些我所爱的人物隐约地活在我的小说里。所以我说，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
祝
好
金 十月一日
在这封信中，巴金先生谈不了少读书与创作的体会。走笔亲切而婉约。他首先提到了《罗亭》一书，直到最近，我还听见一位中年成功者说，如今，他再也找不回当初阅读《罗亭》时那份激动之情了。你看，现在巴金又将此著介绍到遥远的山西去了。
巴金先生在这封信中，再一次将自己作品中人物之相互关系，表达得明明白白。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对待读者时，是否还有这份耐心与亲切？我们很烦躁，我们脾气足够大，一个个都跟伟人似的。其实这“伟人”，也就是伪人罢了。
继前述第三封信之后，巴金又一次与黛莉谈到了左拉。上信说，“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还说“他的书……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尚且不敢看”。这次又说，左拉的书“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巴金认为左拉是一位“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云云。而在中国，又有学者认为左拉是“近代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我说不好应该怎样评价这位作家，才能更准确精当些。
巴金先生第四封信，便是如此了。
回到前头一节的话题，眼下，发现了一个晋军兵工厂“会办”赵逢冬。这位高级工程师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趣味呢？他究竟是不是少女赵黛莉的父亲呀？
七 查找襄汾县里赵逢冬
经查寻山西文史界《沧桑》杂志，有个标题叫《赵逢冬传略》。于是我抓紧通过省党史办熟人，迅速找到这期杂志。文章不长，陈情可靠。首先是年龄对头。文中记述，赵逢冬于1900年出生在山西省汾城县西贾村一个大家族。我们或可推想，在他20岁那年，生了女儿黛莉，也就是1920年。到1936年至1937年，此女与巴金通信，可不正是17岁！赵逢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阎锡山主办的太原甲种工业学校，保送进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工作，到1927年担任炮弹厂技师，次年升为炮弹厂主任。此公很不简单，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他每逢9月18日这一天，都要宣布绝食一日，以记国耻，连续十五载，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之的1946年，才开始不再于这一天绝食。为抵制日货，赵逢冬先生成批购买了本土纺织厂生产的国货“三龙牌”市布，供亲友们慢慢用，且常常做成衣服送人穿。赵说：“愿汝等从此套土布衣起，时时不忘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之余，又以其剩余商品倾销我国，吸我血液，吮我骨髓，凡我国民，自当敌忾同仇，尽其在我！”到1936年，阎锡山兵工厂易名为“西北制造厂”，赵逢冬虽然出身不高，学非名校，却以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正直忠信的人品，升任总厂总工程师，居家太原。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赵逢冬离晋入川，赴重庆参加由詹天佑首任会长的全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同时对于改造中国军队落后的手榴弹，提出有效建议，“以增强手榴弹杀伤威力”，经采纳转有关部门参酌照办。也就是在1937年间，巴金与黛莉通信终止。那么，这位少女是否也随家去了四川？
《传略》中还说，四川茶农久以土法炒制茶叶，损耗较大，“赵逢冬为国家开创外汇，以补贴抗战财政”，便针对性地设计出一种新型炒茶烘箱，“能使茶叶之面与底受热均匀，质量大为提高。国营中国茶叶公司闻后鉴试，深为赞赏，邀与合营，输出大增。旋又受四川企业家聘，创立琼琳茶厂，产品畅销国内外”云云。
这真是一位精忠报国的大能人，直至避难四川还没有放弃阎锡山“造产救国”思想，并能付诸行动，有所创造。
1949年，这位阎系的军火总工程师，并没有随着蒋、阎转赴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他先在成都任*建国会及工商联常委，继而出任四川省工业厅工程师。1953年奉调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赴天津建设发电设备厂。1963年退休。惨烈的“*”开始后，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竟被当局疏散到遥远的新疆去了。
“*”后期，赵逢冬先生有幸返回山西养老，落叶归根，于1984年11月18日溘然长逝，享年84岁。
至此，我们对这位赵逢冬先生，总算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只是从《传略》中看不出来其家庭情况，更无从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出生于1920年的女儿。事到如今，我应该通过哪种渠道，走好下一步？
我琢磨着，赵逢冬先生既能于晚年返晋养老，想必其家族大有人在。不妨驱车走一趟他那襄汾老家，在其亲属中寻求答案。汾城即是襄汾县之一部，找到西贾村就是了。田野调查本是我的强项，只是如今的我们，心难静而杂务多，日日被琐事缠绕，时间都给挤光。于是我先期恳请朋友做了两件准备工作：一是通过山西党史办友人，查找《赵逢冬传略》一文作者；二是拜托省社科院学者，进一步考察民国人物赵逢冬详情。
2008年12月9日，我去山西作协《黄河》编辑部处理稿子。主编张发和副主编谢泳都在。老谢刚刚受聘厦门大学做教授。大家坐下喝茶，说到巴金与黛莉，又提及襄汾人物赵逢冬，话语稠密。张发兄长年编稿，与山西各市县作家联系广泛，我便向他咨询说：“记得襄汾有位作家，叫杨志刚，往日交往不多，能否拜托这位老杨，就近查问西贾村赵逢冬的家庭情况？”
张发兄当即拿起电话：对，老杨是县文联主席，这样查得快！
张发兄先向襄汾杨志刚热烈概述查找赵逢冬原委。我在一旁忽然想到，此事却也奇了，先是赵黛莉、赵从平和我都姓赵，而后在市公安局找过杨志强，现在又冒出一位杨志刚，二人姓名仅一字之差，像是弟兄俩。说不清这里头有啥道道。
只听张发兄一声高叫：让赵瑜给你细细说哇！
接过话筒来，那边杨志刚头一句话就让人振奋。老杨说：老赵，这事儿不难，咱就是西贾村人啊！我多谢老杨：重点在于查找赵逢冬的后人。末了，张发兄说：老杨办事没问题，行啦，等他消息吧。
众人看到了曙光，遂提了汾酒，乘兴而聚。谢泳有感而发，再一次谈及他的观点：研究现当代历史，追寻实物、实证、实据为最佳，然后触类旁通，综合提高，有些弄出来的所谓成果太可疑了，实在靠不住。最不好的就是不顾史料来源，人云亦云，胡编充数。老谢说得是。一连数年，他坚持在旧书市场淘集“*”期刊《朝霞》，在收齐基础上，老谢经过分析、比较、统计，对于新时期文学与以往文学之传承关系，做出新总结、新论断……
真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惟其怀疑，始有收获。大伙儿举杯决议：纠正我们的学风！话语亦多传承性。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1）
趁着等待杨志刚消息的空当，我们抓紧赏析巴金先生致黛莉小姐第五封信：
黛莉：
请原谅我，我到今天才来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这些时候我特别忙，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但我却没有工夫多写信。
我的书使你流了眼泪，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确，那些景象太惨苦了。人与人中间究竟还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情。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个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给你同代的人谋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辉的话来问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这理由你读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会明白的。
你还是继续求学吧。我并不是叫你埋头读死书，不问外间的一切事情。你在课余仍可以看报、读书或者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你得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连这求学的机会也没有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所以在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求学，就应该不放过机会。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
祝
好
金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离上一封信，隔了整整40天。正如巴金所说，“这些时候我特别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为着连载而日夜写《春》，又必须参加《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月刊》和《译文丛书》等书刊的编校劳作；而上海文坛两大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正处在高潮之中；同时，文化界声援北方爱国抗日行动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积极参与其中。又在突然间，鲁迅先生病逝，从10月19日起，一连多日，巴金含悲参加治丧送葬活动，连续撰写纪念文章，并在《文季月刊》集中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这些事，都是一贯主张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积极去做的，但是，接下来说出一句“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却又为何？通过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现了“无事忙”，也足以造成一个人“没有工夫多写信”的局面。一方面，在那些日子里，巴金与萧珊的恋爱关系刚刚确立，对此陈丹晨认为，“从老家出来过了十多年飘零生活的巴金，这时开始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在上海公园或者电影院或者苏州青阳港的小河边，时常可见他们的踪影；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少女向巴金示爱、求教乃至寻求援助，信件纷至沓来。有同时期友人评价巴金，说他既是一个忧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个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对于*吾等挚友发出“巴金幸福”的喟叹，巴金回应道“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
而赵黛莉，这位知识女性，拿她与诸多致信巴金的女生相比较，她不是一般的寻求援助，而是要求战斗，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着“牺牲的渴望”，要将“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为同时代的人去谋幸福。从信中可见，巴金先生十分尊敬这位黛莉而不是怜悯与安抚。如是巴金才会由衷地倾诉：“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唔，一位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读者如此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等看来极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经久不渝的大爱，就这么做到了。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2）
向往革命的赵黛莉，她后来的人生命运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牵挂。
信中谈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着巴金先生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载，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积极联络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加上孟十还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联名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声援该部官兵浴血抗击日寇的壮举。
安那其主义（Anarchi*）即无政府主义。毋庸讳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巴金名字中的这个“金”字，就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取来的，这位克氏被刘师复称作“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而“巴”字，则是为着纪念与巴金在法国一起留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而巴同学却绝望地在异国投水自杀。巴金先生选取这个名字，于1929年元月在国内首发小说《灭亡》，轰动文坛，其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远远高于同时代和以后岁月里的许多作家。
在这封信中，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有陈思和等先生还重新翻译和发表过此类珍贵信件。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①，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②，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③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
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我向那位作家举了巴金的例子，巴金于192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
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明确提到一篇作品，即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萧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图》，加上范长江先生稍后推出的《中国西北角》等等力作，被学界认作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奠基石。巴金先生正是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阎锡山管得真严，他可不要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能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巴金很细心，他在193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这个直接词语。信寄阎锡山辖地，他同样十分谨慎。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阎锡山在1936年管得严酷，只是因为红军突然东渡黄河入晋，而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尚未二度合作。红军突来，威胁阎政，阎固拒之。待到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八路军3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如果这时有人写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况就完全变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绘为一座“死城”，说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并且枪杀女学生，兵匪凶悍无比。难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为黛莉的处境担忧。
赵黛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幅什么样的面貌？她何以能让年轻的巴金如此关切？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1）
赵黛莉是不是赵逢冬家的小姐？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2008年冬，我求证答案，寝食不安。
张发兄说得不错，襄汾作家杨志刚，确实是一个认真做事之人。电话拜托他寻查赵逢冬，不过半月工夫，他便将消息报了回来。
杨志刚相告：西贾村大户人家赵逢冬，确是阎锡山属下兵工专家，民国年间长期居住于太原城内中心地带。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难找到，就是赵家次子赵少嵘，曾任太原无线电二厂厂长，退休后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详。一旦找到此公，必知其姐妹下落！而赵家长子赵某，当年随其父疏散新疆，已经于乌鲁木齐去世。次子赵少嵘成为唯一线索。
我在电话里向志刚兄致以谢意，告说找到这么一个姓名和单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襄汾杨志刚老兄电话，我即给太原刑警杨志强老弟打电话。拜托志强动用户籍管理程序，尽快查找无线电二厂退休人员赵少嵘现状及其住址。山西太原，发案率很高，破案率也不低。彼公安局重案队，要查找市内这么一个人，不过顷刻之间。
2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后初霁。重案队长杨志强，换了便衣，显出另外一副瑰奇干练模样。我们手持一张警用户籍卡片，驾车前往桃园南路一带，找到了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家。
我和志强，短发板脸，黑乎乎两条大汉。如此突然地敲开人家门子，生分得很，只怕会吓着赵老夫妇。然而赵少嵘老人开门后，见两条陌生汉子，并未惊慌失措。他神情镇定，对答如流。两只眼睛极端明亮，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从事理工科的人，到老都比文人墨客聪敏冷静。他是赵黛莉的兄弟吗？换言之，他有一位曾经叫做黛莉的姐姐吗？找了这么些天，今日总算得见赵家真人，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慢慢地说清来意，从容探问当年赵逢冬一家特别是子女们的情况。
赵少嵘先生和老伴坐在床沿上，我和杨志强坐在简易沙发上，无形的巴金老人和一位名叫黛莉的民国女性，端坐在我们中间。一系列探秘话题层层展开。
只可惜，赵少嵘先生出生时，赵家已经入川，其父已经在为国军改造落后的手榴弹了。他1940年9月19日诞生在成都，人到中年才转调太原工作。对于抗战前的家族生活包括“坡子街20号”，所知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忆定，其父赵逢冬离晋赴川之前，确实住在解放路中段坡子街、后营坊街一带。
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赵家三姐妹的年龄以及学历。赵老肯定，三姐妹全都读过书。不是高中便是大学，尤嗜文艺类书籍。
严重的失望在于：三姐妹年龄都偏小，大姐赵文采生于1930年“属马”，到1936年不过六七岁；二姐赵文郁生于1936年“属鼠”，小妹赵文慧生于1952年。均与巴金信中所提年龄不符。赵黛莉，应该生于1920年才对。
赵少嵘老人平和地讲述着这一切，间或征求一下老伴意见。二老彼此佐证，气氛祥融。又谈及大姐嫁在上海，二姐嫁在天津，小妹嫁在北京，都不在太原生活。
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谈话变得枯燥起来。
辞别赵老夫妇，我和志强绷着脸下楼来。二人坐在车里，慢慢分析一番，仿佛眼前又发生了一起重案。
不对呀，莫非当年坡子街上，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2）
我手握汽车钥匙，正要发动车辆离去，突然志强说“慢”！这位强悍的侦查员盯着我的眼睛，沉沉相问：这个赵家，除了姐妹仨，会不会还从老家带来过其他女孩儿？会不会有什么堂姐、表姐，也在太原读书呢？
真不愧是老刑侦，他居然能想到这一层。当我犹疑之际，志强已经果断下车，并向我猛一摆手。二人复又站在赵老门前，按响了门铃。
赵少嵘老人见我俩返回家来，就笑：还有什么问题？杨志强便把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赵老略作思索，即以光明答案相告：那时我尚未出生，但是听大姐说过，确有一位堂姐在太原读过书，正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我们叫她文英姐，后来她一直在老家教书。1965年去天津看望过我父亲，1984年父亲病重，她又来太原照顾过老人，和我家关系很好，尤其和大姐特别熟识。
赵文英？我差一点儿就要当面激赏杨志强啦！接下来，杨志强代替我提出一连串新问题，那真是太专业了。
赵少嵘老人说：这位堂姐一生喜欢读书思考，要说她年轻时致信巴金，不是没有可能――杨志强思路跳跃，进而使这位老人也有些坐不住了：我现在就给上海大姐打个电话，有什么问题赵作家直接可问！
真是喜出望外。老人拨通了上海，大姐赵文采接话。姐弟俩先是一番交流，使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明情况。我们静静地等着。
最终，由我和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大姐直接对谈。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利的四川普通话。老人思路清朗，有问必答，川音悦耳。人们回忆少年往事总是格外明白。
上海赵文采老人相谈堂姐赵文英，综述如下：
赵文英是其大伯父之女，肯定生于1920年以前，自小聪颖。可叹这位伯父吸食大烟，把一座豪华大院吸得七零八落。其父赵逢冬看此女可惜，遂带到太原供她读书。后来上了女子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因为迷恋文艺类书籍，父亲还生过气。后在赵逢冬主持下，赵文英与阎锡山帐下一位小官员成婚，住在坡子街！这一点决然没有疑问，只是忘了门牌。堂姐夫姓董，是山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太原失守，赵文英与丈夫追随阎府，坚决抗日，随晋军及省政府撤往黄河岸畔克难坡。这里是抗敌临时省府驻地。文英丈夫在什么什么厅做事，文英参加妇女劳动，纺布做鞋支援前线。八年抗战胜利后，随阎返回太原。1949年解放军破城，文英夫妇返乡教书。到1957年，她对“反右派”运动有看法，同情被打成“右派”的赵家二姐赵文郁。到1965年曾来天津看望赵逢冬，团聚中评议时政，多有不满，还说自己在襄汾教书，县里知识分子常来常往，悄悄发些牢骚。她打趣道，她家成了县里“政治文化中心”。1984年最后一次到太原，她看望病危叔父赵逢冬，还伺候了一段时间。1986年，这位赵文英去世，不久后，堂姐夫也去世了――最后，这位生于1930年的赵文采老大姐强调说：堂姐赵文英比自己大十几岁，住过坡子街，是足可肯定的。至于给巴金写信包括赵黛莉这个名字，却没有听她说起过。这也难怪，按年份说，1936年人家通信，这位文采大姐才六岁多。
结束了上海长途，我们与赵少嵘老人又乘兴谈议了一阵子。赵老分析说，父亲并不保守，他干涉堂姐读文艺书，想来是怕她耽误学业，或是想让她习读理工科吧。这些信发现于老房顶棚之上，说不定是父亲为了保护侄女呢。
出得门来，我重重捶向杨志强一拳。如不是他，赵文英的线索岂不流失了？眼下事有突破，收获很大，腹中饥渴，必得请志强饮一杯好酒。
二人坐下吃酒，复又讨论。惊喜的是，赵文英年龄比1930年出生的赵文采大个十来岁，而且家住坡子街，对头；犹疑的是，赵文英居然在抗战前就成了婚、嫁了人，而婚后致信巴金的可能性不大呀！那么，这些信是写于婚前吗？他们成婚的日子是在1937年以后吗？亦可能，赵文英对这场婚姻不满，在婚前婚后的矛盾中给巴金写了信 ，反抗父权、夫权、男权，因而反复谈及自己要离家，去革命，去牺牲。但是，为什么从全部七封信中，对成婚之事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看来，很有必要深入到襄汾县去，寻找赵家后人和遗物，进一步研考赵文英与巴金通信的可能性，或确定，或推翻。
现在，此“案”从太原杨志强手上，再一次转移到襄汾杨志刚那里了。作家杨志刚，按照我在电话中提供的新线索，在县里具体“摸排比对”赵文英详情。有了这个“具体对象”，有了姓名，也就好查多了。必要时，我将专程前往，一鼓作气，扩大成果。
酒到微醺，重案队长杨志强宣布：以我的经验，赵黛莉就是赵文英了！
但愿如此。二人举杯过头，一饮而下。
十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3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37年――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阅，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但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
好
金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后，于193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3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37年。信写在2月间，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做同一支钢笔书写。及至到了2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
这钢笔，份量足够重矣。
十一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1）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2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查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
赵文英确系该县西贾村大户人家之女，出生在1911年――比我们要找的黛莉大9岁！父亲吸食大烟无度，其叔父赵逢冬便带走文英、文奇姐弟俩，上省城读书。1931年，赵文英与山*律系毕业生董德明成婚。董亦为襄汾人，曾任民国定襄县政府一科科长，夫妻恩爱，生有一子。抗战爆发后，夫妻二人随省政府共赴克难坡。董德明升任省视察委员会及省粮食厅官员。赵文英则在妇女劳作社挥汗支前。八年抗战胜利，一家三口于1946年返回太原。赵文英在西辑虎营小学教书。1949年后，夫妇离开太原转往太谷县及襄汾老家，就教于汾城完小及汾城中学。“*”中备遭磨难，董被遣返焦村乡下，带小学生。赵文英于1986年去世……
假设赵文英在那年致信巴金，她竟是26岁的一位已婚母亲！这断然与信中情形不符。
我们不得不忍痛排除“赵文英或是赵黛莉”这一假设，尽管兵工高管层仅有一位姓赵的赵逢冬先生，尽管赵文英确是一位喜好文艺的知识女性，尽管夫妇二人婚后确曾住在坡子街――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年龄不符啊。
我再一次想到：莫非“坡子街20号”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作家杨志刚，宣布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子，找错了对象，前功尽弃。
我将作家杨志刚电话所述，说给刑警杨志强听。这位刑侦专家半天没有言语。一个侦查员，直觉再好也只能服从事实。我们必须从头做起，重新调整思路。
当前，唯有从公安户籍方面，查阅早期“敌伪户籍档案”，看看1936年至1937年间，坡子街20号究竟住着什么人。这项工作，过程复杂，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回到山西作家协会寓所，明灯皓月，夜不可寐。细将诸事思量一番，疑点多多，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我想到，如今查户口，公安电脑上一调便知，十分容易，而旧时代户籍档案，从未输入电脑程序中，且浩如烟海，迭遭损毁。我们并不重视民国史料，它们历经熊熊战火，外加多次政治运动，说不定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仅仅依靠这一方法，恐怕相当被动，很可能一无所获。
最扎实的好法子，还是推行我那老本行，也就是一步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展开田野调查，最终结论才能靠得住。我有许多太原老友，便是一大优势。试想，1936年前后，距今70余年，坡子街一些老住户，不过80多岁，健在者总还会有。通过他们回忆，不信搞不清那座大院的主人。一个首要问题是，这些老人们，如今搬迁到哪里去了？我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找到一人，便不愁多人也。
这路子，肯定辛苦些，麻烦些，却不会白干，不会绕行弯路。说到底，搞文史研究，即使聪明人也要下得笨功夫。
十一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2）
思路调整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来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30年前，“*”结束不久，我父母从长治――晋东南地委调回省城。在此前后，我结交了不少居家附近的太原朋友。其中茂铭、元发、俊民等人，都是在解放路后营坊街、辑虎营、坡子街这一带耍大的。此后多年，这些“发小”和我长期保持着兄弟般友好关系。他们后来都做生意，继承晋商之风，逐渐成为商界名流。说来也巧，到了2009年元月中旬，好友田茂铭的老奶奶活到了百岁，众弟兄前往太原西北角阳曲县扫峪村，大举贺寿。我和杨志强一边再度分析“案情”，一边结伴前往。
田茂铭老总要给奶奶做个百年大寿，太原城里一时来客如潮。豪华汽车摆了一河滩，在冬日阳光下闪烁着一片耀眼金光。十里开外，即可看到公路两旁放空的巨型气球，垂挂着各家企业贺寿条幅，红艳艳两大溜，足有上百只。山冈上一只巨型寿桃，被鼓风机吹圆了，粉嘟嘟的，令人注目。百岁奶奶实为一个大家族当中最具稳固意义的象征性老人，中国乡村长幼尊卑之传统无可动摇，乃成国家基础。谁能背叛得了这个“家”？
河滩里车流甚挤，有专人指挥停车，发放贺寿进餐秩序册。民间组织大型红白活动，其严密性远胜于一般行政单位。远远地，田总见我驾车驶入，便差人过来告说：赵哥不算嘉宾，而是参与事宴班子的内部弟兄，所以另有停车处，以便随时商议诸事。总指挥李元发，扯着早已喊哑的嗓音道：老赵今晚不能走！
百岁贺寿，三日方得圆满。
田茂铭、李元发二位老总，少年时住在后营坊街，一拐弯，相连坡子街。眼下大戏唱罢，电影收摊儿，乡亲们耍得累了。夜深人静时候，小范围，烧酒拉面，我向诸位老总引发都市怀旧话题。那片早已消失的旧街区，埋藏着亿万富翁们酸楚的童年，刻印着弟兄们啸聚图强的孟浪生活。记忆如潮，话语渐密。田茂铭斜靠在现代版的乡村大炕上，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让我振奋不已。茂铭道：“老人们说过呀，坡子街上，有个赵公馆哩！”
赵公馆？民国时代特有的称谓。茂铭盯着元发相忆：“坡子街又不长，是条短街，你记不得那个大院？”元发便说记得记得，十几年前拆院子，听说地下室里都是水，弄不清门牌是不是“20号”。那几条街，大宅院不少，可惜都拆光了。想弄清这个事儿，茂铭说，一点都不难。三小他老丈人从小就在坡子街住，找他问问便知。
我说，最想找的就是老人们，也去找过，都不知道搬迁到哪里去了。
茂铭说：明天，三小他老丈人也要来村祝寿，我领上你认认他，你们相跟上慢慢找吧，他还能找见更老的人，甚都不愁知道。
我连声说好。元发就笑：让你留下睡觉你还要回城，现在你回不回？对呀，一个人不能离开组织嘛！
次日，在祝寿人群中，茂铭向我推荐三小他老丈人。老人名叫白玉山，身材瘦高，年过古稀，头脑却十分清楚。我们一接触，白老便说：我可不算老，有些老街老事怕也说不准，待到回城，我领你见见几位前辈，想找多大岁数的老人都有。
我说如此甚好，容当后谢，回城保持联系。
十二 赵公馆里两兄弟（1）
感谢白玉山等几位老人，终于为我打开了一道通向古城民国岁月的大门。祝寿归来一周后，白老首先领我拜见一位年近80岁的老街坊。这位老人名叫张双喜，耍了一辈子汽车，对太原市交通运输历史了如指掌。然而他也说不清谁是“坡子街20号”院主。三人商议一阵，遂驾车前往一座搬迁楼，寻访另一位年近90岁的老太太，名叫张金枝。
张老太太早年从河北邢台来晋谋生。这位老人一开头就回忆道：那个赵公馆，就是坡子街20号。院里有个嫁不出去的老闺女，文文静静。俺们在门口打烧饼，常见她出来走走，梳了个盘盘头――读过书的女娃，就时兴梳短发，不长。
老人们就是厉害，貌似轻描淡写，却一下子说出个“读过书的盘盘头”，而且适婚不嫁。我心顿时受到重击，仿佛一位神枪手，抬手一枪，枪响靶中。这会不会是赵黛莉，不愿遵从旧婚姻呢？
再问，老太太又沉沉忆道：街坊邻居时时议论这家闺女，为啥还不嫁人？我就记住，好像叫个月娥吧？谁也弄不清，月娥到底想嫁个什么人？
赵月娥？
月娥长得什么样？好看不好看？老人便说：长相不漂亮，穿戴一般。月娥和什么人来往多些？老人相告，有时见她出门来，坐上洋车走了，一阵又坐洋车回来啦，出出进进总是孤身一人。那挂洋车亮闪闪的，是新式的，有固定车夫专门伺候赵家人。
赵公馆的老爷是做甚的？
张老太太喉腔里哼了一声，欲言又止，状有蹊跷：我只是见这家老爷，好穿西装，经常坐洋车上下班，也有人开小汽车来找他。他到底是做甚的，咱可不好说，咱也说不好。
掉回头来，他对同来的白、张二老直摆手：那个老苗还在哩，去问老苗吧，老苗能进院里头耍哩。
白、张二老显然明晓，谁是老苗。
所谓“盘盘头”，到底什么头？还要再问。上世纪30年代的知识女性，她们不再像旧式妇女那样脑后作髻，也无须用簪子插过去，而是额前有刘海，下边过耳齐平，有时还在上头扎一条白色发带，就像电影《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那样――这种发型，在民间并不一定叫盘盘头。
就要告别老太太了，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便最后问道：赵公馆那位老爷，是一个经商的大老板吗？老太太给予否定，说可不像生意人，好像留洋回来的工程师吧。我继而又问：日本人当时在不在太原？老太太马上说：在哩，到处都是日本兵！
我心怅然。按说，凡阎锡山系列官员，当时都撤走了。
看看也问不成个啥，三人便谢过老太太，出得楼下，复去一个贫民区，寻找老苗。
不知是何原因，这位苗雨田老大爷仍然孤独地住在一所小平房里。穷苦人家在高楼丛林之间，有一种见缝插针的生存能力。此地七拐八弯，低矮逼仄，门牌号数皆无。也许老人另有好房子，让给子孙们住了？
三位老人相见，是熟识的。苗雨田老人展开回忆，多有与张金枝老太太合拍处。他和赵公馆两个孙子，是太师附小的同学，故常入院内玩耍。他记得两位同学是赵家“龄”字辈的，名字中都带“龄”字。苗老首先证明了老姑娘“盘盘头”确实存在，长期未嫁。继而证实日伪时期，赵公馆主人每天坐洋车上下班。一个后生专给他家拉洋车，名叫陈五子，这个陈五子所知更多，可惜前几年去世了。赵家老爷的确不是生意人，但生活很好，有亲戚在城郊做粮炭运输的大宗生意。
十二 赵公馆里两兄弟（2）
同来的白玉山、张双喜二老就感叹道：那个陈五子，大家都认得，原来他还拉过洋车。他要在世，问他便是了。
苗老人又讲道：赵公馆赵老爷，好像是什么工程局的，待人和善，从不欺压邻里。赵家势力很大，常见小汽车来往，赵老爷有个弟弟，那官儿更大些，来时还有一堆警卫，人家有枪没人敢招惹。
我再一次想到：日伪统治太原，万分严酷，而赵老爷及其兄弟，还做大官？莫非赵公馆住着汉奸人家？
苗老人没有明确涉及此类问题。却谈到：日本人战败投降，阎锡山凯旋回省，大约在1946年以后，赵公馆车马顿稀，院里院外不多见人了，赵老爷也不见了。再后来，这座大院子廉价归了二四七兵工厂，这是谁都知道的――院子归了二四七厂，对头。
闲说一阵子，苗老人又想起来：大约是1950年前后，共产党执政，阎锡山倒了，他忽然在大院外头，遇见了赵家同学中的一位，一个人在那里转悠，心情很不好。这同学不叫延龄就叫德龄。同学相告，他们家转到北京去了，临时回太原来，顺便看看这所早已不属于他家的老院子。当时，二人未作深谈。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赵家任何人。
大时代更迭了，人们的命运随之演变。多少个庞大家族，就此散落。
在苗老低矮残破的小屋中，我收获颇丰。一转眼，又似乎什么也不曾抓到。不，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得到少半个名字：苗老人埋头回想老大一阵工夫，终于说出：这位赵老爷，名字中带个“亭”字，或者“廷”字，从声音上说，或叫赵亭云，或赵亭雍，或赵亭一，或赵亭人，或赵亭英，或赵亭营，不一而足。总之，赵姓无改，亭音不错，第三个字，则难以确认。韵母相似时，从山西人嘴里念出来，“英”、“云”、“人”差不多，殊难辨听。
不过，有了赵家半个名字，加上如此含混一个音节，我已经十分满足并且信心大增了。
四位老人――白玉山、张双喜、张金枝、苗雨田岁数合一块，差不离300多岁，总该让我得些仙气。
从而我们得知，坡子街20号赵公馆，确有一位久不嫁人的老姑娘赵月娥――好一番周折劳苦，我们正在逼近历史真相。
回到寓舍，我毫不犹豫地寻找一册久不翻检之书：《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曾记书中有《日伪山西组织机构》一个专章。
果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一经开卷受益多。
在这部灰皮厚书里，除尽数列举阎锡山党政机构详情外，还把日寇侵占山西时期种种罪恶组织写得明明白白。
赵公馆之主，姓名中有个“廷”字或“亭”字，并且是弟兄二人，那么，一旦查到同姓两官同有此字者，便可以相互印证，二题并论，探其渊源，反倒不易因孤凭而误读。
山西文史工作者，他们默默无闻的业绩，值得我们感激。请看，日伪官员中，果然同有赵廷雅、赵廷英兄弟二人。经查：赵廷雅，字宜斋，1886年生于山西宁武望族，排行老二，年轻时考取山西大学堂，后官费留学英国，为山西首批22名官费留学生之一，排名第四。赵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归国返晋，为高级工程师，致力于山西工程建设。1937年冬，日寇侵占山西，不久成立伪省公署建设厅，下设伪省工程局，赵廷雅出任该局首任局长，事敌多年。1945年日降，1946年赵廷雅离晋，至甘肃天水等地任教，后转天津，为河北工学院教授，卒于1968年。
十二 赵公馆里两兄弟（3）
赵廷雅，就是太原市坡子街20号大院主人。
我联想到长治古城有个裴家，其子也是山西大学堂毕业，官费留洋，学成归国，在长治创建现代食品工业，业绩日丰。日寇侵来后，裴为保家产，出任长治维持会长，终被抗日军民所杀……
接下来再看，事态严重了：
赵廷英，字继成，山西宁武人，赵廷雅之弟，排行老六，生于189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从晋军排长做起，逐升连、营、团、师，至1937年抗战爆发，曾任国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第47师师长，曾任第七集团军少将高参，降敌后，先于1940年担任伪辎重部队要职，后任山西伪“兴亚黄协军”参谋长，并与司令武兴英联名发表通电，公开响应汪精卫，1942年转任日伪山西省警务厅第二任厅长，兼警备干训所主任。山西日伪警务厅，“是日军对山西占领区进行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下属机构有：甲，特设谍报机关；乙，秘战情报机关；丙，经济情报机关；丁，各级拘留所等组织，统领全省6000多名伪警察，残酷*我抗日军民。
经过查阅，可知该厅第五任厅长苏盛江等主要汉奸成员，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山西省法院逮捕惩办。而这位厅长赵廷英，则以贩卖大烟等罪名远解北京关押数年，后被赵府的联姻亲家、名流南桂馨保释出狱，长期留在北京南家。1949年后，一度做过中学教员，于1984年死于京城。
这完全符合几位老人所回忆的：前者赵廷雅，出门有洋车，后者赵廷英，往来坐汽车，都对上号了。
唔，事情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赵黛莉居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家族里，然而这又是基本事实而无可更改。惟其如此，她的命运才更加令人牵挂。
上述“名流南桂馨”，在阎锡山高官序列中，是一个特别出名的人，曾经长期涉管阎锡山外务，在京津一带与各路豪强打交道，北伐之后，曾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国大代表，对阎在华北经营治理有着较大作用。南桂馨之所以保释和罩护赵廷英，则因为他们同为山西宁武望族，赵廷雅及赵廷英的父亲和叔父，双双娶了南家女子为妻。换言之，赵、南两家是亲家，赵家弟兄的母亲和姨母，便是名流南桂馨的姐妹，赵家弟兄要将南桂馨称为舅舅的。
南桂馨平生没有做过什么不可饶恕的劣迹，说不定还为*建政做过些工作，因而在1949年以后，寓居北京没有遭殃，且在政协里面有所安排。于是，阎锡山军中少将，日寇驻晋伪警务厅长赵廷英，受南罩护，得以长住京城，了此残生不提。
宁武赵家和南家，两家合起来，那财产与土地，大到吓人的地步。且不说他们在山西和京津等外埠有着种种买卖，先说在宁武老家的房与地在土改期间被分时，竟然要由“新华社”发布专题报道。我有幸查到了这份通稿――1946年7月31日，新华社通稿称：在*晋绥分局领导下，“宁武县*政府接受群众要求”，将赵廷英、南桂馨等人“土地10000余亩，房屋2500余间，全部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文中直接点了赵廷英、南桂馨和伪县长杨道一的名字。这显然是在暴风骤雨的土改高潮期到来之前，按照惩办大汉奸来对待的。伪县长杨道一后被执行枪决。如果不是新华社正式报道，谁能相信“土地10000余亩、房屋2500余间”这个巨大数字？与巴金先生屡屡通信的赵黛莉，恰恰生活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富有的家族里。这个家，是巴金笔下的“家”和巴金自己的家所远远不可比拟的。宁武城往昔大家族不少，明代以来还有潘家和侯家等。民国时期多次夺得全国女子网球冠军的王青菁、王春葳姐妹俩，单打、双打无人可敌，闻名遐迩，也是宁武女儿。
寻找赵黛莉的过程，实在奇而又奇。上一轮，《黄河》编辑部，通过张发兄与作家杨志刚取得联系，在襄汾范围查找赵逢冬、赵文英被否决，张发兄还颇为遗憾。我请他看过巴金致黛莉的七封信，他爱不释手，一直在共同想办法。这一轮，2009年春，我又来到编辑部，要拜托者居然竟是张发本人，只因为他自己就是宁武人！我将“坡子街20号”赵公馆一家实是宁武人的情况一说，张发兄当场惊叫：“不是哇！”
我说就是。
从各方史料查知，赵家在宁武城里拥有一座显赫的九进大院。张发兄连连说：赵家、南家谁不知道？我在宁武上中学，人人清楚那个九进大院。弄了半天，赵黛莉成了我们宁武人？
我半开玩笑道：仁兄一向重视文学女青年，这回可是一个资深文学女青年哩。
张发兄性情中人，现在他完全振奋起来：资深，绝对资深！老赵你说吧，咱们下一步咋个找法？
我说，这段历史比较复杂，咱俩少不得专赴宁武。为了不那么盲目，还应该遵循前例，先期请人查问一番，看看赵家尚有什么知情人在世，待咱们真去时，也好少费周折。如果找不见直接知情人，至少要选中一位明晓宁武史志的本土专家，以便细细咨询。
不等我把话说完，张发兄早已拿起了电话。
这一回，依靠了又一位作家――宁武王树森。
老王嘛！张发兄提示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他自己就是县志主编，现成一个活字典！
我说你们宁武可真能出作家。你看，张发兄和王树林算两位，更有一段文坛佳话，说的是一个时期，县委书记郭新民、县长贾真，二人共执宁武党政，竟然同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能有如此人文景观，极是罕见。
这不，又出现一个真正的“资深文学女青年”。
我和张发兄议定：春节前，把先期寻访重任拜托给王树森先生，春节后，赴宁武与王会合，共做实地调研。
十三 抗战前最后一封信
在山西故土过春节，人们必要回家，大有亲近传统之善。中国民俗经数千年、亿万人繁衍传承而构成。而“五四”前后反封建专制、反家庭禁锢、反家长族权，确有那一时期的历史需求。在当时，唾弃家族陈规，强调个人背叛，实质上还是瞄准了袁世凯等垂死旧势力。
巴金先生致黛莉这批信，同样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产物。从中我们看到，年轻的巴金，其理想、其奋斗虽然激进，但是，一旦对待具体人、具体事，则呈现出温情柔美来。也许，安那其主义者本来就有着“对事”和“待人”截然不同的双重秉性，既差异、矛盾着，又混合、统一着，待事时，成为暴力革命的同盟军，待人时，又成为温情关怀的对象了。巴金先生第七封信，依然如此――
黛莉：
信收到。你对《短简》说了许多话，很使我感动。我感谢你的关心。
《夜未央》不是我不寄你，是那本书至今未印出来，你不要抱怨我。我现在寄你一册样书吧，但里面没有插图。这样本只装出了三册，是为了一个朋友预备排演而提早装的。
我寄你的《贵族之家》等书收到没有？《良友》的□退□□已取来了。我将来再买些书寄你。
《文丛》现在又被禁止。我们按时会出一个新刊物，内容是一样的。《文丛》内容不算坏，也没有激烈的文章，是没有理由被禁止的。但是又和《文季月刊》一样被禁了。这事你也许不会相信罢。然而，你放心，我们总有同样的刊物给你看的。
尼采的书对于你们并不适宜，在那样的情形里，他的超人哲学帮助了我，但以后或以前读来，有些地方又会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我不介绍给你。
我在上海也许不□□□月的□留。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你高兴时尽管写信来。信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可以转到我的手里的。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
望你好好地活下去！
祝
好
金 四月六日
使黛莉在信中说了许多话的《短简》，正是巴金与诸多青年读者往来交流的短章选集，不知内中是否提到过赵黛莉？可惜没有看过。巴金因为黛莉的来信而感动。
信中又一次提及《夜未央》，黛莉迟迟不得此著，似乎有些着急，巴金便寄上一册提早装订的样书，还是为朋友排演此剧临时使用的。足见那一代人对此剧极其重视。
一座座古旧深宅大院，怎么能拴住他们的那颗心？信中可见，《夜未央》和《娜拉》等剧，从上世纪20年代便在中国知识界轰动，直至1937年上半年，还在排演着。信中巴金关于尼采哲学一段话，耐人寻味。我这里一时说不好。上世纪80年代我也读过尼采以及叔本华，想起来糊里糊涂，觉得与我所依托的巍巍太行山十分隔膜。最后一句话，“望你好好地活下去”，震撼人心。
此信之后3个月，一场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终于爆发。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保卫战打到11月12日，上海终陷敌手，中国军队被迫撤离战场。在神圣与悲壮之间，巴金坚定地同文化战士们并肩救亡，他将自己的文季社与中流社、译文社、作家社四位一体合并起来，尽弃前嫌，与茅盾共同挂帅，合办抗战刊物《呐喊》（两期后改名《烽火》），把大批文化勇士团结在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上海沦陷，巴金的《春》还没有写完，他要到各地旅行的计划也一推再推。许多外地读者来信来电，关心巴金的安全。天津少女杨苡，年龄也是17岁，她在来信中对巴金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巴金为此感动流泪。于是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山西少女赵黛莉，是否也去过信函？如有信去，似应看到巴金回复才对。也许，由于巴金先生已经在第七封信的末尾，写到过即将外出旅行，“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并说“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从而使赵黛莉不再致信上海。或许，黛莉写过信函，而晋沪两地战火纷飞，巴金也无暇回复。也许，还有更复杂原因，也未可知。
山西地处抗日最前线。国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包括川军和滇军，在阎锡山第二战区统一指挥下，发动忻口战役，誓死保卫山西。仗打得很大，*所部曾在平型关等地，配合战役夺取大捷，战斗极为惨烈。到1937年11月8日，日寇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野蛮占领太原。至此，晋军主力和国民党各军及八路军3个师，艰难转入持久游击抗战。我注意到，上海与太原，一南一北，几乎是同一时间沦陷的。
当时，巴金先生到处发表抗战文章，不知黛莉小姐在山西看到没有？是啊！如前所述，黛莉小姐家父赵廷雅，叔父赵廷英，不是抗贼，反而降寇事敌了。彼赵黛莉眼见巴金先生抗敌如此坚决，情何以堪？又如何致信复函？
民国史，抗战史，真是打翻五味瓶，复杂万端。
言及至此，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无法平静。
赵黛莉，你果然是赵廷雅之女吗？你是街坊老人们记忆中那位“盘盘头”吗？
巴金和黛莉，分离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这便是古木年轮，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
十四 宁武关人拉板车
事到如今，巴金致黛莉七封信之谜，惟有一查到底。
2009年春节过后，我从晋东南返回省城。
张发兄与我住在同一座楼里。2月8日清晨，二人相见，只说了一个“走”字，便当下发动我那台4500越野车，出太原，赴宁武，要与王树森先生会合。
《宁武关》，老京剧当中一出经典剧目，唱响中国，还是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先生的最爱。
宁武作家王树森，人过中年，淳朴厚道。寒风中，他把自己裹严实了，独在城关等候多时。
见面拜了晚年，诸人坐定。王先生把初步调研细细一说，不由生出许多感慨：
先说那座曾经辉煌的“九进院”，历经60多年风雨摧袭，早已烟塌火冷，七零八落，三不剩一了。若问族人后代之命运，那更是凄风苦雨，惨不忍述。宁武地属晋绥边区第六分区。抗战以后，一场政权大战，乃至连年阶级斗争以及残酷运动，人和人斗杀不止，你死我活，像赵家这等户族还会有个好吗？晋绥土改，是出了名的剧烈。
作家王树森的调研结果是：
自清初始，赵氏家族发展日盛，到雍正年间，已成殷实大户。族人以农为主，兼做官、军、工、商，与宁武南家双雄并进。赵廷雅祖父“承”字辈，人丁大旺，父系“金”字辈，兄弟8人，其中叔父赵铮只比赵廷雅大5岁，叔侄二人同赴英国剑桥留学。以下到“廷”字辈，兄弟更多，整个赵家人口上上下下合三百之众，经营着著名的丰宁公司，商贸远及省内外。到了土改，风云突变，赵家主要成员几无一人留在宁武，全部被那场惊涛骇浪给冲垮、冲散了。前头说，在相继而来的杀人高潮期之前，尚有奔逃空隙，赵氏家族向着南北11个省市漂散而去。如今，可查询之最远处，到达海拉尔。土改以后60余载，这家人几乎没有回来省亲探看者。什么也没有了，还看什么？
我们感慨60年前乡土中国之激烈变迁。两大阶级的鲜血共同渗透了贫瘠大地。
言及至此，张发兄尚能沉得住气。我却有些着急――如此说来，宁武之行又将跑空？
不。作家王树森也是一位悬念大师。他从历史到现实，既深沉且有趣，待你急躁时，他终于从容相告：赵家人基本跑光了，直到1955年前后，从太原转回来一个落魄人。他尚且年轻，花了一点钱，购得“九进院”内两间小屋，勉强安身度日。此人名叫赵瑾，是赵廷雅七弟之子。少年赵瑾依托二伯父家，在太原上了小学、中学，抗战后还上过民族革命大学，挺有文化的。1949年以后，*执政，他一度参加工作，因为出身太复杂无法应对审干，终被遣返还乡。赵瑾回到宁武，哪个机关敢收？从此再也没有正式工作，依靠卖苦力为生。在城关街道和搬运社里，他甚都干过。修鞋、修车、拉板车运输，吃尽了苦头，人下人哇！
奇特之处在于，“*”中，文化人王树森也被打翻在地，恰恰和这位赵瑾混在一起拉板车，一块儿卖苦力，彼此竟是熟识的。那年头，当四周无人的时候，俩人私下里对混乱局面还悄悄发过牢骚，关系比较不错。
如此说来，王树森当年和倒尽了大霉的“地、富、反、坏、右”在一起，拉过板车。当时接触了社会底层，今日尚能发挥作用。树森兄说：这位赵瑾老人，如今八十好几了，只怕是人老体衰，早已动弹不得。咱们可去寻他。他见我，是相认，也是相信的。赵家连年多事，他轻易不与外人道。而他竟是唯一能够提供线索之人了。
我说如此甚好。诸兄讨论一番，觉出赵瑾当和赵黛莉是同一辈人，年轻时又在太原上学，大伙儿便抱了极大希望。
宁武向为军事重镇，远的不说，李自成进京，宁武受阻，农民军战死7万之众，攻城7天7夜始克。此地历史上种种御敌掌故甚多，传统豪烈，这里不赘述了。在我的记忆里，日寇入侵山西，在各市县杀人最多、惨烈至极的例子，便是宁武惨案。1937年秋，日军逐次攻占阳高、天镇、朔县等地后，分别屠杀过1000多人到3000人不等。而据记载，在抗战之初近两年中，宁武战地曾经三度失城复城。首次宁武惨案，日军屠城三日，杀我百姓4800之众，令日月无光。屠刀不灭英雄气，塞北处处是刀痕。而赵家偏偏出了两个名头不小的汉奸，真让人憋气扼腕。
谈及这一话题，人皆沉重。王树森沉吟道，事不尽然，赵家弟兄九人，确有赵廷雅、赵廷英二人在省城从敌事贼。然而，十个指头不一般齐，赵家更有一位老五，名叫赵廷玉，正是宁武城里响当当的抗日英雄。赵廷玉杀敌英勇，以身殉家，拼死殉国，故事传遍宁武城乡――王树森主修了宁武县志，对于历史情况吃得深透，慢慢地，引出一段极为悲壮的往事来。
同是赵家兄弟汉，人生抉择不一般。
当我们见到唯一的赵家老人之后，故事进一步得到拓展。
十五 五叔捐躯与梅生出走（1）
巴金先生留下七封信，不期然带给我们种种非虚构故事，竟如此曲折混杂是非莫辨，以至于一部中篇作品，眼看着已经盛不下了。好一座历史富矿。然而我心激荡，这才初步探到“矿脉”，我们即将靠拢黛莉之家。
这回真是她家吧？
待我买了些糕点烟酒，各自分开提了，一行人钻入宁武老街巷，亦步亦趋而进。树森兄走在头里，张发兄甩开八字脚，紧随其后。新房子旧房子老房子大小房子，高低错落，皆有历史符号暗寓其上。我手持相机随举随拍。
赵瑾老人系赵家第九代人，生于1927年，眼下在当年九进院的凋零残部中，苟延残喘。老门扇，老灰砖，老院家，老烟火，里边还有老而不倒的月亮门。
百年沧桑事，深不可测人。
屋内光线昏暗，令人双目不明。赵瑾老人佝偻着腰身，从捡拾回来的破矮椅中，向上探看少许，算是施礼已毕。他不惊不喜，不动声色，心中早已古井无波。王树森近前提唤：我是树森！
树森？树森好哇！
老人身子不动，抬臂就近一扯，当空一只裸身灯泡放出黄色弥光来，总算把这间狭窄陈屋勉强照亮。炕上一堆烂衣破絮，沿墙一只晋作老柜脱了漆皮。三四个大男人，左看右看给各自屁股找看坐处。诸兄把我让在炕沿上，便于面对面给老人点烟问话儿，算是嘉宾席位。
老人很爱抽烟，只是手抖得紧，每吸一口，需用无牙的嘴巴迅即捕捉香烟过滤嘴。
一个衰老的知识分子？一个毕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终于，话题徐徐展开，相谈渐次深入。我提问时，他盯着我，他回答问题时，常看着王树森。王树森又点点头，帮我在本子上做记录。老人听不明白时，张发兄就高声重复当地方言。我做每一个提问，都必须明白无误，简短扼要，老人每一次回答，也是简短直接、明白无误，总体上采访下来，效率出奇的高。连日来，那么多谜团，那么多问题，那么多要紧事，不消一个时辰，全弄得清清楚楚了。
先问老人少年时，在太原求学，常住哪里？
老人言短声高：坡子街，赵公馆。
那是谁家？
我二叔，赵廷雅。
二叔他是做甚的？
英国剑桥毕业的。
坡子街上几进院？
里里外外三进院。
二叔子女多不多？
仨男的，俩女的，女子也是读书的！
年龄都比你大哇？
堂姐最小比我大。
你是生在哪一年？
生在1927年。
堂姐比你大多少？
大姐巧生子，比我大十几岁。
二姐呢？
二姐梅生子，比我大七八岁。
两个姐姐嫁人没？
大姐巧生子嫁了个资本家，最爱钱。
二姐呢？
二姐梅生子，数她不听话，哪会嫁人呢？
梅生子生在哪一年？
梅生姐生在1920年！
二姐怎样不听话？
看闲书，到处跑，大人管不了。
知道不知道，谁是赵黛莉？
那咱不知道，没个赵黛莉。
院里还有姐姐吗？
还有一个老姐姐，没嫁人，叫月娥。
月娥她是谁家的？
她生在六叔廷英家，老闺女，盘盘头！
梅生子和月娥不是一个人吧？
咋能成了一个人，差得不是七八岁！
老闺女，赵月娥，她为什么不嫁人？
――那是人家的隐私！
末一句淡淡回答，声震屋瓦。这是一句近乎自由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一句受过西方现代意识熏陶的回答，一个懂得尊重女性、尊重个人隐私权的回答。本来众人全都哈着腰，听了这句话，全都直起腰来，相互探看，觉出了彼此间所受教育大有不同。
十五 五叔捐躯与梅生出走（2）
此前在太原打听到的“盘盘头”赵月娥，在这里对上号了。并且在这苍黑贫寒的偏远陈屋里，有人还要保护她的隐私。
从老人处得知，警务厅长赵廷英一家人，另有大院居住。单单一个月娥，却在坡子街二叔家住，终生未嫁，1988年逝于北京。
赵廷雅坐洋车，赵廷英坐汽车，也在这里又一次得到证实。
二战结束后，赵廷英蹲了北京监狱，赵廷雅去往甘肃教书。前者死在北京，后者死在天津。赵瑾当时断了学费，遂进民族革命大学成为公费生。毕业后，当过小公务员，教过书，到1955年前后，在*“审干”中被清洗回乡劳动。是的，老人使用了“清洗”一词。
我们把这段采访小结一下：
那位“盘盘头”赵月娥，年龄比较大，似可排除在“赵黛莉”之外。而老人谈到一位小堂姐名叫“梅生子”，却必须纳入我们视线：这位小堂姐，生在1920年，竟是对的。好看闲书，不听话，亦未嫁人，又对了。于是我继续探问“梅生子”后边的事，赵瑾老人记忆清晰，回答迅速，尤其让人生了牵挂：
赵梅生，就读于太原女子师范，将近毕业时，不足18岁，日军犯我太原。而赵瑾当时住宿在学堂。他说，二叔赵廷雅每个月给他学杂费30块大洋。我说那可不少！心里相疑，该是一个学期给这么多吧？赵瑾老人继而回忆：每逢周日，他都要从学校回到坡子街二叔家来玩耍。
日军占领太原。这一天，小赵瑾回到赵公馆，寻找小堂姐梅生子却不在家，便向二叔打问：我梅姐上哪儿啦？甚时回来？想不到二叔生着气呵斥道：问她做甚？这个不听话的，跑到西安流浪去啦！以后谁都不许问她的事！就这样，梅生子离家出走从此消失，直到抗战八年胜利后，直到后来赵瑾离开太原返乡，直到如今，再没见她回来过，也从未有过联系。
唔，是这样！抗战爆发，赵梅生一去不复返。
终于，调研关键点出来了：坡子街20号，一大家子人，3个女生，“盘盘头”赵月娥年龄最大，“爱钱的”堂姐赵巧生，早已嫁人，仅仅剩下这位梅生子与巴金信中年龄完全相符。信中一再说黛莉要离家，要牺牲，要革命，这位梅生子正是一个离家出走的人。
赵梅生――赵黛莉？
我在推想，黛莉一向思想进步，眼看着日寇杀来，山河破碎，她立志投身抗日。想不到，大敌当前，父亲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与立场，足令这位小女儿忧伤愤怒。降日，她绝不能接受！本来，她早就要挣脱家庭羁绊，投身社会洪流，而今更是唯有叛家出走一途，别无任何选择。
梅生子此去七十载，音讯全隔断，生死两茫茫。
算一算，赵梅生1920年出生，到2009年就该90岁高龄。她已经谢世的可能性，远大于生。
我们似乎找到了赵黛莉？
众人抽了一阵子烟，小议一段，话题一转，把采访推向高潮。
王树森先生说过，赵家兄弟九人，老五赵廷玉，抗日杀敌，是远近闻名的一条好汉。现在，我把王先生所述故事与赵瑾老人回忆的细节，糅合一处讲给各位看客：
1937年秋，日寇进攻山西，首先突破张家口，攻陷大同防线，在雁门关外与我军大规模作战。风吼马叫黄河咆哮，国军晋军八路军，联合阻敌抗寇。而晋绥军傅作义将军所部，发动长城抗战，点燃烽火更要早些。且说赵家老五赵廷玉、老六赵廷英，早年同在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同为步兵科第五期健儿，回到山西都从排级做起。老五赵廷玉在傅作义部升至团长，又升任绥远省政府军事处少将处长；老六赵廷英曾在第六军杨耀芳部任第47师师长，后为第七集团军赵承绶军部少将高参而降敌。说到底，傅作义、杨耀芳、赵承绶、赵廷玉、赵廷英，五将军同是保定军校第五期1918年毕业生。除了亲兄弟，就是换过帖的拜把子。人间沧桑，大浪淘沙，五将军却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十五 五叔捐躯与梅生出走（3）
十六 在西安会晤赵健女士
从宁武回到太原，又到北京，已是2009年3月上旬了。我反复研究《赵氏家族成员谱》，特别关注赵梅生名下的那两行文字，仿佛看到一个大家族的成员们，挥泪奔逃的仓皇情景……问题是：此谱修成于2000年之前，上说赵梅生已在西安退休，而光阴如梭，又有十载春秋逝去，这位梅生老人，她依然健在吗？此外，在“赵梅生”名下，为何仅有一女赵健及其女婿，却在其丈夫一栏中不着一字？与谱中其他人相对照，如此空缺，尤为明显。
庆幸的是，已知其女赵健“居西安，任职建设银行”，有了这一条，便足以推进调查进程。
古城西安，有一些朋友在。还是老办法，首先应该通过友人先期查找赵健女士，取得初步联系后，再赴西安细访不迟。只是西安朋友多多，要选出一位可拜托的合适人选，又颇费思量。弄不好，哪个冒失鬼将把赵家母女吓一大跳，陕西话会说：这是查啥呢？咱老赵家复杂得很！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先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这位老大哥倾力关注当代纪实创作，理论著述颇多。我们之间保持着多年交往。他正是陕西临潼人，这一日，我将前面的故事向他细叙一遍，从发现巴金七封信，一直说到西安赵梅生、赵健母女俩。炳银兄越听越激动，凭着经验，他一口断定赵梅生就是黛莉无疑。我向他请教，西安哪位朋友适合于开展前期查找工作？炳银兄不假思索，举荐一人：李彬！李彬热心、细心，能行。
炳银兄亲自给李彬打了电话，我继而向他说清了要找赵健女士的缘由。至于她是哪一处“建设银行”的人，则需要辛苦查问。取得联系办法后，暂时不必多说什么，只待我择时前去，从容采访。
李彬在电话里热情地说：没问题，你们放心吧。
4月春将尽，西安消息来。李彬贤弟动用层层关系，终于在银行系统找到了赵健其人，并且与这位退休女士通了话。李彬确认赵家正是山西宁武人，然后非常礼貌地相告，可能会有作家前来请教几个问题，只是关于上一代知识女性读书的事。好比说，你母亲那一代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巴金作品呀？还可能与巴金通过信件吧？反正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万勿推辞云云。
赵健女士欣然接受了李彬这番话，对作家前来访问表示欢迎。
李彬担心多说不准确，也就没有深谈。
李彬说，从通话中分析，赵健母亲赵梅生，很可能还活在世上哩！
我很振奋，又很急切，手中长篇哪里写得下去。
5月18日，我下了飞机，站定在西安大地上。李彬来车，接我入城。更令人愉快者，李炳银先生正好也在西安。痛快！三人聚合，八仙桌上举杯，把各种情况交流一番，觉得今日之事简直不可思议。
次日午后，李彬成功地部署我与赵健会谈。
赵健女士年过六旬，容面大方，身体健康。她稳坐在茶室竹椅上，神情安泰，修养甚好。李彬考虑到，赵女士可能并不乐意一下子就把我们领到家中去，因此，双方不妨先在茶舍见个面，饮一杯清茶，做个初步接触，人家心理上便会踏实许多。如此安排，稳妥而又礼貌，是周全的。下一步采访尽可酌情商量。果然，赵健女士十分满意这样的做法。
不难想见，赵健女士首先会生出一串问题：为什么一个外埠作家，大老远跑来专程访问我们家？作家为什么关心我母亲？我家的事情很复杂，作家能够给予多大程度的理解呢？你们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这边，胸中也揣着一大堆问题：赵梅生老人是否还活着？她是不是赵黛莉？
大家坐下来，李彬把我做了简单介绍，赵健女士便直率地开口道：不瞒你们说，我感到奇怪呀，真的，赵作家为啥来找我家？您想了解我妈妈什么事？
我说，我将细细告诉您我的来意。只是首先问候您母亲，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赵健略作迟疑，轻声回答：她年纪大了，晚上睡不着，每天总是到午后才醒来。过会儿我得回去，招呼她吃饭。
此言如雷贯耳！
赵黛莉――如果没有弄错，她还活在人间。
接下来，谈话步步深入，又处处顺利。
前些天，李彬与赵健联系时，曾谈及老母亲年轻时爱读巴金作品，赵健便就此问过母亲，问她是否与巴金有过交往。老人说，抗战以前，确与巴金多次通信，而且清楚地记得，离家时，她把一些书和这包信件，安放在太原家中顶棚上了。这个家，便是坡子街20号大院。
一切都对上号了！赵梅生，应是赵黛莉。
老人现在脑子如何？赵健说，还好，记得许多人和事，夜里睡得较晚，仍然看书读报，最爱看《参考消息》，平时喜欢独处，不爱热闹；常常提起年轻时，与姥爷闹了意见，离家出走，到处漂泊；既没有投身国民党，也没有找到共产党，嫁人又极不如意；1950年以后大吃苦头，总被怀疑为“女特务”，“*”中更有受不完的罪；一生命运坎坷……就连这位女儿赵健，一生也没有见过亲生父亲。而这一切，还要她自己才能讲得明白。
――现在，赵健必须回家去，照顾老人用餐。用她的话说：我就是我妈妈的保姆。我提出，希望近日能与老人相见。赵健表示回家后，与老人慢慢地说清原委，一旦征得她同意，即电话告知我们。
我说，非常感谢，明天最好，但要依照老人意见办，不可太急。
说是不急，其实我心中甚急。90岁的老人，身心脆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争取早日进行采访，便是对历史真相实施抢救。
耐心等着吧。
晚饭，李彬请吃羊肉泡馍。众皆沉默。只因赵健那边没来消息，便觉得这泡馍不及往日可口。
正思量处，赵健电话到：明日午后，可来家中一叙――这泡馍顿时香气四溢，将人吃出细汗来。
十七 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1）
我们终于就要见到赵黛莉了。
老人和女儿一家住在市内一片楼区中。我在附近花店为她们购得两束鲜花，一束大些，给黛莉，一束小些，给赵健。店员也是年轻女士，问及送花对象的年龄，我说一位90了，一位60了，加起来150岁了，你要扎得好看些。店员闻言，选花、扎花格外用心。一时间，我想到了许多人和事。所有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
自推翻帝制以来，百年中国从未停息血火厮杀，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反帝反侵略与反对封建糟粕混作一团。在无情的暴力革命和土地战争面前，封建传统历史性地崩塌了，又似乎依然存活无碍，并没有真正崩溃！我们推崇背叛，包括推崇革命先驱们对无数家庭的背叛，这一切，又似乎根本不可能。传统家庭就像一条河流仍在奔腾向前，而我们不过是这条滔滔大河中一粒黄沙碎砾……
我又一次想到了《夜未央》当中革命青年的爱与死，又一次想到易卜生名剧《娜拉》和更多的质问：娜拉走后又怎样？
也许，我们想在黛莉后半生那坎坷人生当中，寻找并且证明些什么――要国？要家？要民族解放、个人自由？这些概念是分裂的还是统一的？我们怎样看待巴金和他的《家?春?秋》？事到如今，我们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主旨，又将如何评说？现当代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作家、作品与痴心读者之间，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上得楼来，李彬兄弟轻轻叩门。
赵梅生女士拄着一只拐杖，站立于厅堂中间，并无须赵健搀扶。她用典雅的微笑迎接盛开的鲜花。
一个漫长而又隆重的午后。
追访历史，晚辈唯余敬畏。
谈话从名字开始。小问题，易轻松，却极是关键。
我需要再一次验证，眼前这位梅生老人，是不是当年那位赵黛莉？
李彬搀扶老人坐定。
“老人家，您还记得黛莉这个名字吧？”
赵梅生老人腰背端直，面容方正，戴一副方框眼镜，保持着一种非凡的气度。她毫不迟疑，并且有些欢快地回忆道：那时我在太原女师读书，有几个同学很要好，都嫌原先名字土气，一个胡同学起了新名叫燕莉，很好听，我就叫了黛莉，还有一个杜同学，想了半天起不好，我们就叫她黑莉，说黑色跟黛色反正差不多呀！她也认了，另一位好朋友，叫文彩霞，起个啥莉她都不满意，就还叫文彩霞吧。彩霞住在上马街，我家住在坡子街，关系特别好。
她确实就是赵黛莉啊！老人脑子清楚，我很庆幸。
接下来谈读书，以便接近巴金。
黛莉老人――现在终于可以确认这个称谓了，她用那种非常熟悉的山西普通话来表述历史，因而让我感到这历史很近很近，并不遥远。她清楚地记得那些革命理论家的名字：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等，她甚至说出了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这个名字来，那是一位将个人理想、个人自由、个人道德置于首位的大宣传家。很显然，青年赵黛莉那思想底色，亦是激进的乌托邦之梦，同时又极端看重个体精神与操守，强调男女权利无条件平等。
安那其主义者的个人奋斗精神，注定了他们在中国政党革命中的悲剧地位……
在那样一个启蒙时代，文艺类书籍和许多新型剧目，被进步青年们当作“利器”看待。因此黛莉老人接着说：
我父亲留学英国，本是比较开明的，但是他和我的哥哥们，总是把那些理论书籍当作“左”的东西，不喜欢暴力革命。对于我爱读文艺类作品，倒是不多干涉。我们读刘师复的书，读郑振铎的《向光明去》，读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却无论如何读不懂鲁迅，到现在我也读不懂！读巴金当然更多些，也最喜欢巴金。你说啥？对，当时太原买不到巴金新写的《家》，是我姐姐过生日，姐夫把书当作礼物送来的，我一下子就迷上了。正巧，我在家里看《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巴金一段*，也是我好高骛远吧，就给巴金先生写了信，没有地址，就请《大公报》转给巴金。当时我害了病，猩红热，还是坚持写完了第一封信，我谈我的读书感想，谈虚无主义理论。我记得是晚上点蜡烛写成的。我一心只想离开这个家，投身社会革命。真是没想到，巴金先生很快就回信来了。对啊，我一看，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琴！我让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非常高兴，文彩霞她们说，还不赶快给人家回信呀！
十七 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2）
巴金正是在第一封信末尾，相告黛莉直接的通信地址。
我没有想到，直到今天，黛莉老人竟能清楚地背诵巴金写于第二封信中那一段，“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同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老人又回到她的学生时代，诉说十分单纯。赵健和李彬在一旁听了，惊讶地用大眼睛看着我，意思是：果真有这样一段话吗？我说：我看到过这一段，巴金先生还劝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一个少女也应该有些享受，过一些快乐的日子。老人便说，对了，有这个话。接着，她在沉思中提到了萧珊，说后来她看到过巴金致萧珊的信，内中也有劝其耐心读书之意。这一点我没有考证过，不妨补查一下。
赵健女士始终面含笑意地望着老母亲。此刻便对我说：您没有带来这些信呀？能给我们欣赏一下吗？我说当然，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老信容易破碎，不好携带，我复印一套送给你们吧。
黛莉老人仰面想了想说，几十年过去，真不敢相信这些信还能留下来，当时离家走时，她把一批书和一包信放在了房间顶棚上，有一块方格子天花板，是可以活动的。老人忆道：1949年以后，她见到过“不爱读书的三哥”，三哥说曾经发现过她藏在天花板上的那些书，跟共产党的书很接近，就都给烧掉了。这就是说，三哥他们发现了一批书，烧掉了，却没有发现这包信。
我告诉老人，这院子后来由二四七厂转卖给太原市政府，拆了搞城建，这包信终于被人发现，又转给了古董商，才得以保留下来。
老人点点头，感叹地说：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
我知道，轻松的话题即将过去，沉重的一页就要展开。
鬼子来了。
我们避开了其父赵廷雅和六叔赵廷英任职事敌这一段。谈话进入黛莉离家出走以后的往事。在许多中老年人心头，往事与现实本来就是交叉糅拌在一起的。人们动不动就会听到：我小时候如何如何之语，借以发表感想，佐证现实生活之正误。的确，人成长于童年和青少年，影响一生不可变。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梦境中，往事总有一块牢固位置。我们重审往事，常忆常谈常新。采访黛莉的故事，不断发展推进，赵健时有生动补充。这显然是母亲平日里重复念叨所致。
我在这里首先综述一下历史背景：
1937年9月，日军沿京绥公路攻抵山西北部。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阎锡山出任国民政府划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帅晋绥第六、第七两大集团军，赵承绶骑兵集团军、蒋系第十三集团军和*主力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英勇开赴晋北，联合御敌。阎锡山亲临前线行营指挥。雁门关内外，硝烟弥漫，炮声撼天动地。一方面，前线军事拼杀异常残酷，另一方面，整个山西民情沸腾，城乡民众从政治上、经济上全力支前，阎锡山顾全大局号召各党派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形成一个国共两党有史以来最好的合作期。新划分山西省内共7个行政专区，有3个专员为*党员担任。之所以要讲这一段，是想说明，青年们身处二战区抗敌前线，大敌当前，一心报国，祖国正在急切呼唤，他们并没有细细察分谁是国民党，谁又是共产党，只要是合法条件下的抗日部队，热血健儿都会踊跃参加，只要是抗日所需之事，人民都会拼命去做。谁能想及1949年以后的阶级斗争，竟是那样泾渭分明？战友命运沉浮，竟有天地之差？
此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全村青壮汉子参军抗战，结果，无意当中，一部分人加入了国民党部队，一部分人成为*战士，大伙儿觉得都是一样的。还有，同一个班的革命同学，分拨儿投入战地服务，结果一拨人加入了国民党，一拨人成为共产党。谁也不曾深谋远虑，细加分辨，反正都是坚持进步、抗击日寇的中华阵营。1937年，一个英勇口号响彻三晋大地：“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这是一部中国联军抗击外敌，气吞山河的不朽史诗，迟早会公正地诉诸世间。
日寇攻陷太原城，赵黛莉，她该向何处去？
十八 从克难坡到嘉峪关（1）
赵黛莉――梅生老人深陷回忆中。讲述之间，女儿赵健时有提醒间或加以补充。故事迅速向前推进，黛莉命运如萍，大大出人意料。
国难当头，人心思战。赵黛莉独在家中收拾行装。她不知道自己归宿所在，只知道自己决心不改。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心爱书籍，有关巴金的往来书信，打包起来，都一一放到顶棚上去了。同学们在召唤，山西全境燃起熊熊抗日烈火，更在召唤。许多同学，早已离开太原，奔赴抗战队伍了。这一夜，赵黛莉和父亲赵廷雅又生了一回气，愤然跑出“坡子街20号”，大踏步向着上马街奔去。好同学文彩霞就住在这里。这条上马街，相传是李自成进北京，上马出征之地。文彩霞要参军抗日，信念坚如磐石，赵黛莉去找她，志同道合，两人即将从同学姐妹转为浴血战友。
没有想到，当黛莉在夜色中敲开文家大门时，却被一条黑壮大汉挡在了门洞里。这男人没有告诉黛莉真实情况，只说文彩霞去了表姐家。后来得知，文彩霞果真参加了二战区领导下的抗日军队。而在当时，文家却不愿意让人知道，尤其不想让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同学知道。黛莉后来有机会质问过文彩霞：你为什么不约我一起走？文答：太原沦陷，我谁也不敢相信！
就是这么一个家人的警惕或者说好友的闪失，决定了同学们之间人生道路之迥异。
此后，黛莉独自一人，断然离开父母，离开了太原坡子街20号，向南、向临汾追赶阎锡山省府而去。她至今记得，离家时，春节刚过，是正月初九那个寒冷的早晨。
太原失守，阎府南撤，先到临汾整肃军政，后向西到吉县，最终落脚在黄河东岸南坡村。这个小村庄距离壶口瀑布极近，易守难攻。阎锡山亲率各部将领和各大机关干部，挖窑洞，修工事，建军营，搞培训，日夜不停，苦心营造了一个指挥二战区总体作战的战略新基地。为迎接胜利，阎锡山嫌“南坡”二字不好听，特地把小村改名为――克难坡。最多时驻扎兵马3万人。
至为遗憾的是，黛莉一个心眼儿准备快些奋身于对日作战，哪怕牺牲，却没有遇见一位类似于*“洪长青”式的指路人物。
黛莉痛惜未能与文彩霞同行，她茫茫然独自南去，错失了参加抗日队伍乃至参加八路军的机会。省政府先在临汾落脚，黛莉也来到距临汾不远的汾阳城。这时，她找不到同学，找不到方向。突然，她又听说国民政府大举迁都重庆，而姐姐赵巧生与姐夫正在重庆兴办实业公司，支援抗敌救灾，她便决定设法往重庆去。然而国事家事俱在骤变之中，想不到，姐姐和姐夫又将前往甘肃创办赈灾工厂，即将离开重庆。黛莉只好放弃赴渝计划，盲人瞎马，转而投奔了阎锡山设在汾阳城外的省政府临时办事处。
少女赵黛莉，从汾阳办事处动身，跟随阎府两位办事员，前往克难坡。
老人回忆，她趴在一匹骡子背上，艰难行走七天七夜，终于到达克难坡。
山河破碎，黛莉一颗心怎能不破碎。
问题正在于此，黛莉离家，东奔西走，既无同学好友结伴，又无团队集体可依。她失去了身份，成为一个边缘人。一路行来，她始终未能摆脱豪门大户关系网那重重阴影。她举手投足，俱在亲戚故交的老圈子当中。从汾阳出发时，就是家人熟识的县长帮了忙。来到克难坡，她疲倦、孤独。她想家、脆弱。她本是一位娇小姐。她不由自主，需要歇息。她又该落脚何处？
十八 从克难坡到嘉峪关（2）
前头有述，阎军高级将领赵承绶，与黛莉叔父赵廷玉、赵廷英同是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这时节，赵承绶驰马前方领军作战，其家眷则在克难坡窑洞中暂住。窑洞里多么温暖啊，少女黛莉无路可走，只好歇脚在赵承绶家里，喘息一阵，权避一时。
未料，日军飞机轰炸克难坡，地面部队“欲窥壶口”，意在掌控黄河渡船，伺机西犯。二战区各部队奉命坚守大河天险，绝不退让。说实话，毛泽东在陕北，蒋介石在重庆，8年安全，运筹帷幄，持久指挥，实与阎锡山坚守黄河御敌克难息息相关……
这里要说的是，克难坡再度告急，所有与作战无关人员，尤其是家属老弱伤病群体，都要紧急疏散转移到黄河西岸去，到陕北秋林去。赵黛莉忍不住哭了。一叶飘萍叹零丁，人间万恶是战争。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她随同苦难人群西渡黄河。船只不够，一部分人必须绕行到一条铁索桥上，头顶飞机肆虐，冒险攀向彼岸。老人说，桥索飘忽无定，脚下波涛汹涌，她生平第一次踏上这夺人魂魄的铁索桥，头晕眼花，心惊肉跳。
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一个文弱少女，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赵黛莉渡过黄河，她那双不曾包裹的新式大脚，落在了陕北黄土地。此后，她一会儿在秋林，一会儿又被兵站站长送往韩城。这些荒僻去处，都不是久留之地，黛莉最终漂落到西安古城。是的，她既没有找到共产党，也没有追随国民党，她举目无亲，她很难生存。唔，娜拉走后又怎样？娜拉走后很危险！鲁迅曾说，娜拉出走，不是重返家室，便是沦为娼妓，中国女性，独行最难。
赵黛莉在西安，落脚点依然逃不脱亲友故旧。叔父赵廷玉、赵廷英在保定军校五期同窗里，除了前头提到的傅作义、赵承绶，还有一人就是宁武同乡杨耀芳。杨在阎军中亦为名将，曾任晋军第六军军长，赵廷英即在该军就任第47师师长。“七七事变”之前，毛泽东率红军东征山西，第一个对手便是守河将军、晋西警备司令杨耀芳。据宁武史料记载，此次作战，陕北红军首领刘志丹，就是被杨部章振宇团所射杀。不知是否准确。
抗战爆发后，杨耀芳与阎系不睦，失去兵权，手下师旅尽属他人。据说，赵廷英投敌，亦与此番变故相关。阎锡山仅仅委任杨耀芳出任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中将处长，不再带兵打仗。其家眷亦在西安。赵黛莉从韩城坐胶皮大车来到杨家，整日与杨太太、杨公子枯坐闲聊，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此后，黛莉在苦闷中去往甘肃，到兰州、天水等地与姐姐一家会合。而这个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家庭生活，仍然不合赵黛莉心意。离家出走之际，赵黛莉随身带出一笔钱，数目不小，大约有3000多元法币。当时，每20元法币可换得一两黄金，推算下来，这笔钱相当于黄金150两，煞是可观。结果，姐姐赵巧生与人打麻将输掉不少钱，便拿了妹妹这笔钱去做香烟生意。黛莉老人回忆说，自己从未出过门，一向不知生活之艰辛，身上有钱，竟不知做何用项。姐姐要用，拿去好了。而且，无政府主义者有一条理论，就是鄙夷钱财，自我奉献。这下可好，姐夫在天水创立毛纺厂是个长线买卖，一时间并不见钱，姐姐家成了无底洞。从那以后，赵黛莉变成了一位穷小姐。
十八 从克难坡到嘉峪关（3）
就在这时，赵家父亲赵廷雅，从太原给姐妹俩来信了。他牵挂着女儿“梅生子”，劝她中止流浪，继续读书，再图前程。赵父执意主张黛莉离开甘肃，前往北京去上大学。对于父亲及六叔在山西事敌，黛莉本来就极度不满，现在又劝她到日军华北大本营北京去赶考，当然不会应从。尽管她渴望读书，期盼进入大学之门，这一点没有疑义，而生灵涂炭，国难当头，烽火遍地，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尽为日本侵略者所造成。她怎能在滴血的刺刀下，把书本读进去？于是，黛莉回应父亲：我宁肯永远浪迹天涯，也绝不到日军占领区，去接受奴化教育。老人对我和李彬重复说：我不要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我不去北京上大学！老人言及至此，情绪依然激动。
生活无比沉郁。
穷小姐赵黛莉，身无分文，一时间走不出姐姐家门了。到这时她才知道，娜拉的确不具备独闯天下、自立自强的能力。
这一天，黛莉随同姐姐上了兰州。她百无聊赖，闲得心慌，又想买几本书看。此去兰州，是为姐夫的“赈济第二十工厂”购进羊毛。这位厂长姐夫，曾用名叫李鸿桢，留洋英国学习毛纺印染轻工业，1949年以后，曾任北京清河毛纺厂工程师。当年他创办的天水纺织厂，后来成为当地一家大型企业。
赵家姐妹一到兰州，即有豪门大佬出面招待。此公不是别人，正是宁武巨富、民国闻人南桂馨的长子南映庚。前头有述，赵、南两家，上一辈就是亲戚了。南映庚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派驻西北，担任兰州区银行及四明分行监理官，此前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地位显赫。
不知何时，宁武巨户南桂馨家族，介入了四明事务，且有大公子南映庚深入兰州，出任财政部监理要职。不难想见，当此动荡岁月，更偏远地面，南家公子与赵家姐妹相逢，自是热忱四溢，感慨万千！两家人许多体己话诉说不尽。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此次南、赵两家年轻人他乡逢聚，对于黛莉今后命运构成极大转折。
命运这东西，说是偶然，实为必然。
南映庚得知，梅生子――赵黛莉尚且闲居姐姐家中，无事可做，当即出面帮忙。他亦有能力帮得这个忙。
知识女性赵黛莉，从此成为兰州四明支行属下一名职员。她很快学会了打算盘，同时兼任中英文翻译工作。生存需求大于探索，大于追寻，大于奋斗，大于对他人的拯救。她渐渐疏离了曾经无比炽烈的革命理想，流浪的脚步中止在抗战后方一家银行柜台之前。
生活重新显现温馨气氛，还有暖色调子。
工作之余，黛莉重新捧起文艺类书籍，在躺椅上慢慢读去。也许，她记起了巴金先生第二封信里那几句话：“你得听我的劝告，等候着将来。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
巴金还在第五封信中，对黛莉做进一步劝告：“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第七封信，巴金先生对黛莉最后致言：“望你好好地活下去！”
――中国兰州，这里没有战火。这里是和平宁静的大后方，土地广阔无垠，人心忠厚朴实，充满甘甜爱意。银行工作遮风避雨，条件相对好些。这一切，都比较接近人性，提升人们“好好活下去”的热望。
谁也不曾想到，不久之后，平静生活又起狂澜，悲剧这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