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准备去见妻子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想到妻子会真心悔悟，也没想到她能康复。这个错误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两个月后充分显示出来了。但他之所以犯这个错误，不仅因为他忽略了这种偶然性，还因为直到他与垂死的妻子面对面那一刻，他才真正了解自己的心。在妻子的病榻旁，他生平第一次任由别人的痛苦在他心中激起温柔的恻隐之心，而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把同情心当成弱点，引以为耻。他对她的怜悯，对希望她死去的心理的懊悔，尤其是饶恕的快乐，不仅减轻了他的痛苦，而且给了他从未体验过的内心的安宁。他突然觉得，他曾经的痛苦之源现在变成了精神上的欢乐：当他沉溺于谴责、非难与仇恨时，许多事情似乎都无法解决，而当他去宽恕、去爱时，一切就变得简单明了。
他饶恕了妻子，为她的痛苦和忏悔而怜悯她。他饶恕了渥伦斯基，怜悯他，尤其是在听说他的绝望行为之后。他也比从前更怜惜自己的儿子，责备自己对他不够关心。他对新生的小女儿感情更为特殊，不仅仅是怜悯，而且充满慈爱。起初吸引他注意这个娇弱婴儿的只是怜悯。她不是他的女儿，在她母亲患病期间备受忽略，要不是他关心，她肯定会夭折。他几乎连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多喜欢她。他一天去几次育儿室，在那儿一待就是好长时间，以至于先前看见他很畏怯的保姆们也习惯他了。有时候他会一坐就是半个小时，注视着熟睡的婴儿毛茸茸、皱巴巴、番红花般的小脸；观察她蹙起小额头，以及用胖乎乎的小手捏着拳头揉搓小眼睛、小鼻子的动作。在这种时刻，卡列宁会觉得特别平静安详，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任何特别和需要改变之处。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无论他的处境在当时看来多么理所当然，他都不可能一直这样保持下去。他意识到，除了掌管他心灵的善良的精神力量，还存在一种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野蛮力量，这种力量不允许他获得渴望的谦卑的平静。他觉得大家都用疑惑惊奇的目光看着他，不理解他，期望他有什么行动。他尤其感觉到同妻子的关系很不稳定，很不自然。
当由于死亡逼近而产生的柔和情绪过去之后，卡列宁觉察到安娜怕他，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只要他在，她就觉得压抑。她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下不了决心，她也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下去，就寄希望于他能有所行动。
二月底，安娜新生的女儿（她也叫安娜）病倒了。卡列宁早上去了育儿室，吩咐仆人去请医生，然后就到部里去了。三点多钟，他忙完公务，回到家里。他一走进前厅，就看见一个相貌英俊的仆人，身穿镶金边的制服、披着熊皮斗篷，手里还拿着一件白裘斗篷。
“谁在这儿？”卡列宁说。
“贝特茜公爵夫人。”仆人回答。卡列宁觉得他在笑。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卡列宁发现他在社交界的所有熟人，尤其是妇女，对他和他的妻子都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他发觉这些熟人有种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就像他在律师眼里、现在又在仆人眼里看到的这种幸灾乐祸的神情。大家都得意扬扬，好像办喜事一样，每次见到他，都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打听他妻子的健康状况。
贝特茜公爵夫人的到来，同她有关的那些回忆，加上他向来对她的反感，使卡列宁觉得很不愉快，于是他径直去了育儿室。在头一间育儿室，谢里沙趴在桌子上，两腿搁在椅子上，一面画着什么，一面高兴地说着话。自安娜患病之后，一位英国女家庭教师就替代法国女教师来照管谢里沙，她正在用钩针做编织。看见卡列宁，她慌忙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轻轻碰了碰谢里沙。
卡列宁摸摸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家庭教师对安娜健康的询问，又问了问医生对婴儿的病说了些什么。
“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多给她洗洗澡就是，老爷。”
“但她还是不舒服。”卡列宁听到隔壁房间婴儿的啼哭声，说。
“我觉得是奶妈不好，老爷。”英国女教师断然说。
“你为什么这么说？”他突然站住，说。
“保罗伯爵夫人家也是这种情况。婴儿看了医生，结果什么病也没有，只不过是饿了。这个奶妈奶水不足，老爷。”
卡列宁沉思片刻，走进了隔壁房间。小女孩仰天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来扭去，无论保姆和奶妈俯身怎样哄她，她都不肯吃奶，也不肯停止啼哭。
“还是一点都没好吗？”卡列宁问。
“闹得很。”保姆小声说。
“爱德华小姐说，可能是奶妈奶水不足。”他说。
“我也觉得，阿列克斯·阿列克山德罗维其。”
“可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能跟谁说呀？安娜·阿卡德耶夫娜还病着……”老保姆不满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