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渥伦斯基对安娜说她不能再这样过下去时，安娜气愤而固执地反驳了他，但在她内心深处，她也觉得这种处境很虚伪，全心全意希望这种局面能够结束。她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由于一时激动，把一切都对丈夫和盘托出。虽然痛苦，但她还是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他离开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告诉了他，现在什么事情都明确了，至少不会再有什么谎言和欺骗。她很肯定地认为自己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种新的处境或许很糟糕，但它是明确的，不会再有什么暧昧和谎言。她觉得话已出口，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她给丈夫和自己造成的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当天晚上，她同渥伦斯基见了面，但没有把她同丈夫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她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肯定得把这事说给他听。
她早上醒来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对丈夫说过的那些话。现在想起来那些话真是太可怕了，她不明白她怎么能说出如此粗鄙而不可思议的话来，也想象不出会有什么后果。但话已出口，卡列宁也已经一言不发地走掉了。
“我见到了渥伦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本想叫他回来告诉他，可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会奇怪我为什么不一见面就对他说。我为什么不对他说呢？”
她回答这个问题时，脸上布满了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知道是什么阻止她开口：是她自己感到羞耻。昨天晚上似乎十分明朗的处境现在看起来却毫无希望。她害怕这种以前从未想到过的羞耻。
她一想到丈夫会采取什么行动，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心头。她想到管家马上就会来把她赶出家门，这样一来她的屈辱就会尽人皆知。她问自己，要是真被赶出去了，她该去哪里，可是找不到答案。
她想到渥伦斯基，觉得他不再爱她，开始视她为累赘，她无法再委身于他，因此对他产生了敌意。她觉得她对丈夫说过的那番话（她一遍遍在脑海中重复那些话）她对每个人都说过了，大家也全都听见了。
她没有勇气正视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她不敢叫她的女仆，更不敢下楼去见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家庭教师。
女仆在门外听了好久，终于自己走了进来。安娜询问地望着她的眼睛，恐惧得脸都涨红了。女仆请她原谅，说她以为她刚才打铃叫她了。
她带进来一件衣服和一张便条。便条是贝特茜派人送来的，她提醒她，今天早上丽莎·莫卡洛娃和斯多尔兹男爵夫人将同她们的爱慕者卡鲁兹斯基和老斯特里莫夫去她家玩槌球。
“一定要来，就当是来研究礼仪和风俗吧。我等着您。”她结尾这样写道。
安娜读完便条，长叹一声。
“我什么也不想要，不想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西卡说，“我马上就穿衣服下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不需要。”
安努西卡出去了，但安娜并没有穿衣服。她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垂着脑袋和胳膊。她的身体不时哆嗦一下，仿佛要做什么动作，或者说什么话，然后又木然不动。“哦，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她一遍遍重复着，但“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她都没有任何意义。她从未想过在宗教中寻求安慰（虽然她从不怀疑她从小接受的宗教的真实性）就像她从没想过要向卡列宁求助一样。她知道，除非她准备放弃她生命中唯一有意义的东西，否则就不可能向宗教求助。她不仅感到烦恼，而且开始害怕这种她从未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她觉得一切在她心里都变成双重的，就像疲倦的眼睛看东西会有重影一样。有时候她说不上来她到底害怕什么，到底想要什么。她害怕和希望的，究竟是过去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究竟想要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哦，天啊！我在做什么呀！”她突然对自己说，感到两边太阳穴作痛。她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两手紧扯着头发，按住太阳穴。她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咖啡煮好了。教师和谢里沙还等着您呢。”安努西卡又走进来，发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就说。
“谢里沙？谢里沙怎么样？”安娜突然回过神来，今天早晨她还是第一次想到儿子的存在。
“他似乎惹麻烦了。”安努西卡笑呵呵地说。
“惹麻烦？怎么回事？”
“您在角房里放了些桃子，他大概偷吃了一个。”
一想到儿子，安娜立刻从绝望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她想到了这几年来她所担任的为儿子而活的母亲角色，这种角色虽然真诚，却被大大地夸大了。很高兴她身陷这样的处境时，依然还有一个独立于她同丈夫和渥伦斯基关系之外的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儿子。无论她处在什么境地，她都不能放弃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