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种情形，船长假装说不经我同意他做不了主。后来经过一再责难，在他们答应痛改前非后，才允许他们上船。刚一上船，每人便被结结实实地抽了一顿鞭子，打完了还用盐水浇在伤口上。从此，他们都成了安分守己的家伙。
没过多久，涨潮了。我命令小船到岸上去了一趟，把我答应给那三个人的东西送过去。我又向船长说情，把他们的箱子和衣服一起送去了。收到东西后，他们感激涕零。我又鼓励了他们一番，对他们说，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不会忘记派船来接他们。
离开海岛的时候，我把那顶羊皮帽、羊皮伞和那只鹦鹉都带到了船上，作为纪念。同时我也没忘记带走我前面说过的那笔钱。这笔钱因为放置的年数太久，都生锈了，不经过摩擦和使用，是看不出是银币的。就是我在那条失事的西班牙船上找到的钱，情况也一样。
就这样，根据船上的日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离开了这个海岛。至此我在岛上共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我这第二次逃生的日子，恰好和我上次从萨累的摩尔人手里逃出来的那天是同月同日。
我坐着这条船在海上航行了多日，终于在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抵达英国。至此我离开祖国已经三十五年了。
刚回到英国，人人都把我当外乡人看，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似的。只有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管家待我不错，她这时还活着。不过她的遭遇非常不幸。她再嫁后又成了寡妇，日子过得很困难。我叫她不要把欠我钱的事放在心上，并且告诉她，我绝不会找她的麻烦。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实，我又尽力接济了她。不过这时我的财力有限，不能对她有多大帮助。不过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好处。事实上，后来当我有能力帮助她时，并没忘记她，这是后话。
后来，我到约克市去了。但父亲早已去世了，母亲和原来的家也都不在了，我只找到两个妹妹和两个侄儿。由于我出外的日子太久，大家都以为我已经死了，所以家里就没有给我留下财产。总之，我得不到一点接济，而我身上的一点钱又不足帮助我成家立业。
我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对我感恩图报。那位船长由于我侥幸把他救出来，同时又侥幸救了他的船和货，早已把我怎么救人、怎么救船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那些船主。因此那些船主就邀请我和他们以及几个有关的商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加褒扬，最后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酬谢。
但是在仔细考虑了我目前的处境，考虑到这一点钱实在很难让我安身立命后，我就决定去一趟里斯本，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以及我那合股人的情况。我猜那合股人一定以为我死了多年了。
带着这个希望，我搭上了开往里斯本的船，于四月抵达那里。在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星期五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我，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我最忠实的仆人。
到了里斯本后，我万分高兴的是，经过多方打听，我居然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也就是最初把我从非洲海面上救起来的那位船长。不过他已经上了年纪，离开了航海工作，让他的儿子当了船长。他的儿子也已人到中年，仍旧做巴西生意。那老人家已经认不出我了。说实话，我也差不多认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记起了他的长相，当我告诉他我是谁以后，他也记起了我的样子。
老友重逢，我们很亲热地叙谈了一番。接着我就向他问起我的种植园和合股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我，他已经九年没到巴西去了。但是他可以向我保证，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合股人还活着，不过我委托和他一起照管我的产业的那两位代理人已经去世了。但他相信弄到一份关于我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还是不难的。当人们以为我出了事淹死了的时候，我的几位产权代理人就把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的收入报告给了收税官，对此收税官已经预先作了处理。如果我不回来申请发还，就要把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拨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作为救济贫民以及向印第安人传教之用。倘若我回来了，或是有人申请继承我的遗产，这笔财产就可以发还原主。不过历年已经用于慈善事业的收入是不能发还的。但是他向我保证，政府的收税官员和修道院的司事一直在监督着我的合股人，让他把每年的收入交出一份可靠的账目，并且把我应得的部分上缴。
我问他是否知道我的种植园发展的情况，照他看，我值不值得去料理一下。又问他，如果找到了那边，要收回我应得的部分有什么困难。
他告诉我说至于种植园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也不大清楚。不过他知道，我那合股人仅仅拥有一半财产就已经成了巨富。又说，据他回忆，仅仅政府收到的我所应得的三分之一收入(好像是拨给了另一个修道院或宗教机构)，每年就在二百葡萄牙金币以上。他说顺利收回这笔财产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的合股人现在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并且我的名字早已在国家登记册上登了记。他又告诉我，我那两位代理人的后代都是非常公正诚实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信我不仅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领到财产，而且还可以从他们手里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现金，那是我的田产在他们父亲保管期间，即交出去以前的收入。而把它交出去，据他回忆，是十二年以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