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原因，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个早晨都坐在家里。彼得·彼得罗维奇与这位先生的关系是颇为奇怪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自然的：几乎从住到这里来的第一天起，彼得·彼得罗维奇就鄙视他，甚至对他怨气满腹，怀恨在心，然而同时又似乎畏惧他三分。彼得·彼得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就住在他这里，倒并非仅仅是出于精打细算，想节约一点开支，虽然这几乎就是主要原因，然而还有其他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这个曾经由他抚养成人的青年，现在是最激进的年轻人的代表，甚至在一些迥非寻常、神秘兮兮的小团体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使彼得·彼得罗维奇大吃一惊。这些势力强大、无所不知、蔑视一切人、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已使彼得·彼得罗维奇胆战心惊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而且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当然，在外省的时候，他本人还无法对这类事情形成任何一种概念，哪怕是大致确切的概念。他同所有的人一样，听说现在存在着，尤其是在彼得堡存在着那么一些激进分子、虚无主义者、揭露者等等，等等，然而就像大多数人那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含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荒谬的程度。多年以来，他最害怕的就是揭露，这是他经常过分提心吊胆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幻想着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可还是惊魂未定，就像常受惊吓的小孩有时也会惊魂未定一样。几年以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遇到过两起铁面无私地揭露省里权倾一时的要人的事件，而在此以前他一直对他们俯首帖耳，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保护伞。一起事件以被揭露者声名狼藉而告终，而另一起事件更是引起了极大的麻烦，差一点没法收场。这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就决心立刻摸清这里的情况的原因，如果需要的话，他就会抢先一步，极力博取“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的欢心，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依靠的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而且，比方说，在拜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时候，他已经能勉强鹦鹉学舌地重复别人那些人所共知的观点了……
当然，他很快就发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俗不可耐、傻头傻脑的人。然而这丝毫不曾改变彼得·彼得罗维奇原来的打算，也不曾振奋他的精神。即使他确信不疑：所有的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焦虑不安也依旧不会消除。其实，他对所有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狂热地向他兜售过这些东西)漠不关心，他有自己的个人目的。他需要的只是立刻搞清楚：这里曾发生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有没有令他本人害怕的地方？假如他打算干些什么，他们会不会揭露他？如果受到揭露，那么是由于什么原因？说实在的，现在他们又在揭露哪些东西？此外，还要搞明白：如果他们真是有势力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取他们的欢心，并且立刻哄骗他们一下？应该这样做，还是不该这样做呢？能不能，譬如说，借助他们的势力使自己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呢？总而言之，有数以百计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形容枯槁的人，身材矮小，在某处任职，长着一头淡黄得出奇的头发，蓄着一部他引以自傲的肉饼般的络腮胡子，此外，他几乎经常患眼病。他的心肠极软，但言谈却十分自信，有时甚至盛气凌人，——这与他的体形两相对照，几乎总是显得滑稽可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里，他却是备受尊敬的房客之一，这就是说，他既不酗酒，也从不拖欠房租。尽管有这么许多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的确有点儿傻头傻脑。他追求进步，并跻身于“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的行列，——完全是出于一时的青春激情。他是那些数不胜数、各式各样的言行庸俗、思想幼稚、志大才疏而又刚愎自用者之一，这类人对于最流行的时髦思想必定是顷刻间便趋之若鹜，紧紧依附，为的是立即把它庸俗化，并在一瞬间把他们有时竭诚效劳的一切漫画化。
可是，尽管列别贾特尼科夫心地相当善良，但对自己的同住者和过去的监护人彼得·彼得罗维奇也开始多多少少感到有点无法容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从双方来看，虽说有偶然的因素，但彼此都应负一定的责任。无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多么傻头傻脑，但终究渐渐开始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在欺骗他，心底里视他如敝屣，并且看出“这个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曾经尝试着向他讲析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然而近来彼得·彼得罗维奇在听他讲析的时候，不知何故开始流露出一种过分明显的嘲讽神情，而最近几天，甚至开口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彼得·彼得罗维奇已经凭自己的直觉开始看清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俗不可耐、傻头傻脑的人，而且也许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即使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他也没有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听到一些第三者转述的拾人涕唾的东西罢了；不仅如此：也许他对他自己宣传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因为他实在是太糊涂了，哪里还当得了揭露者呢!我们在此顺便说一下，彼得·彼得罗维奇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那些古里古怪的恭维总是来者不拒(特别是最初那些日子)，也就是说，他并不表示反对，而是加以默认，比方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故意赞扬他打算资助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某个新的“公社”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发表了长篇小说《怎么办》，书中描写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缝纫工场，很是激动人心。在这部小说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同工同酬、实施集体经济的公社，其中最著名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斯列普佐夫(1836—1878)在旗帜街建立的旗帜公社。小市民街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住所不远。；或者，又比方说，恭维他说，哪怕杜涅奇卡在婚后的第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他也会听之任之；或者颂扬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行洗礼，等等，等等，——全都是诸如此类的话。对于这样一些强加给他的优点，彼得·彼得罗维奇总是照例不表示反对，甚至允许别人如此大加赞扬，——因为他对任何赞扬都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