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利克匆忙地吃下一块奶油圆球蛋糕，坐了一辆出租马车。他问车夫知不知道在圣·热内维埃夫这高地上的某个地方有一家名为亚历山大的咖啡馆。车夫把他带到弗朗·布尔若瓦·圣·米歇尔街，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咖啡馆的店子里。他一进门就问：
“请问勒冉巴尔先生在这里吗？”
听到来人问话，咖啡店老板面带一种格外殷勤的微笑回答道：
“我们现在还没有见他来，先生。”
与此同时，老板很快地向坐在柜台里面的他的太太机灵地使了一下眼色，接着马上转向墙上挂着的一个时钟答道：
“不过，他会来的，我希望从现在起，再过十分钟，最多一刻钟，你就可以见到他了。赛勒斯坦，快点，拿报纸来！先生想叫点什么？”
虽然什么也不想吃，但弗雷德利克还是干了一杯朗姆酒，接着又是一杯樱桃酒，过了一会又是一杯橘皮酒，再接着，又喝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掺水烈酒，一杯热的，一杯冷的，交替着喝。他看完了当天的《世纪报》1836年创刊的一份具有自由立宪倾向的报纸。，又重新读了一遍。然后，他仔细地阅读了《嘲讽报》1832年创刊的一份极具讽刺意义和反政府倾向的报刊。上刊登的漫画，最后连报纸上登的广告都可以背下来了。此时，外边过道上响起有人穿高统靴走路的声音，他想，这肯定是他到了，玻璃窗上也有一个人的侧影投在上面，但总是一晃而过。
为了消除烦闷，弗雷德利克换了个座位。他先坐到餐厅后面的一个位子上，接着又换到右边，然后再换到左边，伸开两只胳膊，靠在一张软垫长凳的中央。但有一只猫轻轻地踩在椅背上的天鹅绒上，突然跳起来，蹿到餐桌上去舔盘子里的甜汁，吓了他一跳。主人家的小男孩，一个令人讨厌的四岁的小胖墩，拿着一只木铃，站在柜台的台阶上玩耍。他的母亲，一个脸色略显苍白的小个子女人，满嘴烂牙，呆在一边傻乎乎地微笑。
勒冉巴尔究竟干什么去了呢？弗雷德利克苦苦地等着，沉浸在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雨点像下冰雹一样，打在车顶上砰砰直响。从纱布窗帘的缝隙中，他发现大街上有一匹可怜的马，看上去比一匹木马还要呆滞。路上积满了雨水，像一条小溪一样在两条轮沟之间流淌着。车夫躲在车篷下面打盹。不过，他怕客人溜掉，就不时地半开着门瞧瞧，地上的水像河一般地流着。——假若眼光能够磨损物品的话，弗雷德利克倒真愿意用目光死死地盯住时钟，直到将其熔化。然而钟还是在不停地走。那位亚历山大先生也急了，在那里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子，嘴里重复着说：“他马上就来了，瞧吧！他马上就来了！”为了让他分心，老板还设法同他谈话，谈论政治，甚至讨好地提议他玩多米诺骨牌游戏。
最后，时钟已经指到了下午四点半，弗雷德利克从中午十二点就一直等在这里，这时，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宣布他不再等下去了。
见此，咖啡店老板天真地说：
“今天真是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这是勒都先生第一次没来咖啡馆！”
“怎么，你说谁？勒都先生？”
“是的，先生！”
“我说的是勒冉巴尔先生！”弗雷德利克气冲冲地重申。
“哎呀！真对不起！你搞错了！”
“是吗，亚历山大太太？先生是说勒都先生吗？”
于是，他又转向咖啡店的伙计问道：
“你也听见了吗？你自己，跟我一样？”
可能是为了报复主人，伙计对问话只是一笑了之。
弗雷德利克重新叫了一辆马车走了，埋怨自己白白地浪费了时间，一肚子的气都发泄到这位“公民”身上，都是他害苦了自己，求见他像求见上帝一样难。他下定决心要把他从躲藏的最遥远的地窖中抓出来。
他要的这辆马车跑起来颠得厉害，他不想坐了，把车夫打发走了。此时他的思绪乱糟糟的，那个蠢猪原来给他提到过的所有咖啡店的名字，就像成千上万朵焰火的火花一样，从他的脑海中喷涌而出：什么嘉思家咖啡店、格兰贝尔咖啡店、阿尔布咖啡店、波德莱咖啡厅、阿瓦内咖啡店、阿弗海咖啡店，还有摩登牛肉馆、德意志啤酒屋、莫内尔母亲咖啡屋等等。所有这些地方，他一家一家地全光顾到了。可是，当他来到这一家时，勒冉巴尔则刚刚出去；当他到达另一家时，他却还没有来；到第三家时，店里说有半年没见他了；另有一处，说他昨天订了一份星期六用的火腿。末了，弗雷德利克来到沃提椰柠檬店，刚一开门，就和店伙计撞个满怀。
“你认识勒冉巴尔先生吗？”
“笑话，先生，我认识他吗？正是我天天侍候他，还能不认识吗？他在楼上呢，刚吃过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