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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大街64号

雷 达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地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一九六五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二十二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话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呐?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飙,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已被剃光了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