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冬天，北京已经到了解放前夕。城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家家挂红灯，迎接毛泽东。”最沉得住气的反动官员们、大亨们都纷纷逃走了。齐虹家里几乎是一天一封电报催他走，并且代他订了飞机座位。那时江玫的中心工作是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怎样应“变”，宣传护校。她为即将来到的解放，感到兴奋，好像等待着一件期待已久的亲人的礼物，满怀着感情，幻想解放后的日子。而同时，她和齐虹那注定了的无可挽回的分别啮咬着她的心。她觉得自己的心一面在开着花，同时又在萎缩。
一天，齐虹进城去了，直到晚上还没有露面。江玫坐在图书馆里，一页书也没有看，进来一个人她就抬头，可是直到电灯开了，齐虹还是不见。她忽然想，很可能他已经走了。走了，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可是江玫一定还要再看他一眼，最后一眼！“齐虹！齐虹！”江玫几乎要叫出来，叫得全图书馆都听见。她连忙紧咬着嘴唇，快步走出了图书馆。
那是那一年冬天的第一个下雪天。路上的雪还没有上冻，灯光照在雪花上，闪闪刺人的眼。江玫一直向北楼走去，她想看一看那正对着一棵白杨树梢的窗子，有没有灯光。那个房间她从没有去过，可是那窗口她却十分熟悉。齐虹常对她讲窗口的白杨树叶的沙沙声怎样伴着他度过多少不眠的夜。透过飞舞着的迷乱的雪花，她一下子就找到那棵白杨树，而那白杨树梢的窗口，漆黑一片，没有灯光。
江玫的心沉了下去。她两腿发软，站在北楼前，一动不动。
也许他从城里回来太累，已经去睡了？也许他还没有回来？江玫快步走进了北楼，走到齐虹的房间，她敲门又推门，门是锁着的。
“难道再见不着他了！真见不着他了！”江玫走出北楼，心里在大声哭泣。她完全没有看见新诗社的一个同学从她身边走过，也没有听见人家在唤着“小鸟儿”。
好容易走到西楼，江玫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想找个地方靠一靠再上楼，一眼看见自己房间里有灯光。那房间，自从肖素被抓去以后，是那样空，那样冷，晚上进去总是黑洞洞的。这时竟点着灯，这灯光温暖了江玫，她三步两步跑上去，在门外就叫着：“虹！”
果然是齐虹在房间里等她，满脸的焦急使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他一看见江玫，连忙迎上来握着她的手，疲倦地、也多少有些安心地说：“你到底回来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江玫没有回答。她怕自己会把刚才那一番焦急向他倾吐，会让他明白她多离不开他。而他却就要走了，永远地走了。
“明天一早的飞机，今晚就要去机场。”齐虹焦躁地说，“一切都已经定了，怎么样？咱们就得分别么？”
“分别？——永远不能再见你——”江玫看着那耶稣受难的像，她仿佛看见那像后的两粒红豆。
“完全可以不分别，永不分别！玫！只要你说一声同我一道走，我的小姑娘。”
“不行。”
“不行！你就不能为我牺牲一点！你说过只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自己呢？”江玫的目光这样说。
“我么！我走的路是对的。我绝不能忍受看见我爱的人去过那种什么‘人民’的生活！你该跟着我！你知道么！我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人！玫！你听我说！”
“不行。”
“真的不行么？你就像看见一个临死的人而不肯去救他一样，可他一死去就再也不会活转来了。再也不会活了！走开的人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你会后悔的，玫！我的玫！”他用力摇着江玫的肩。
“我不后悔。”
齐虹看着她的眼睛，还是那亮得奇怪的火光。他叹了一口气，“好，那么，送我下楼罢。”
江玫温柔地代他系好围巾，拉好了大衣领子，一言不发，送他下楼。
纷飞的雪花在无边的夜里飘荡，夜，是那样静，那样静。他们一出楼门，马上开过来一辆小汽车。从车里跳出一个魁梧的司机。齐虹对司机摇摇手，把江玫领到路灯下，看着她，摇头，说：“我原来预备抢你走的。你知道么？你看，我预备了车，飞机票也买好了。不过，我看了出来，那样做，你会恨我一辈子。你会的，不是么？”他拿出一张飞机票，也许他还希望江玫会忽然同意跟他走，迟疑了一下，然后把它撕成几瓣。碎纸片混在飞舞的雪花中，不见了。“再见！我的玫。我的女诗人！我的女革命家！”他最后几句话，语气非常尖刻。江玫看见他的脸因为痛苦而变了形，他的眼睛红肿，嘴唇出血，脸上充满了烦躁和不安。江玫忽然想起，第一次看见他时，他脸上那种漠不关心，什么都看不见的神气。
江玫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她心里想：“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她觉得齐虹冰凉的嘴唇落在她的额上，然后汽车响了起来。周围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
她最后对齐虹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后悔”。
江玫果然没有后悔。那时称她革命家是一种讽刺，这时她已经真的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了。解放后又渐渐健康起来的母亲骄傲地对人说：“她父亲有这样一个女儿，死得也不算冤了。”
雪还在下着。江玫手里握着的红豆已经被泪水滴湿了。
“江玫！小鸟儿！”老赵在外面喊着，“有多少人来看你啦！史书记，老马，郑先生，王同志，还有小耗子——”
一阵笑语声打断了老赵不伦不类的通报。江玫刚流过泪的眼睛早已又充满了笑意。她把红豆和盒子放在一旁，从床边站了起来。
195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