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洛
还是在孩童时的地理课本上，我就初识了台湾的日月潭。及至年岁渐长，这个名字在我心中总是挥之不去，一想到它，常常想到蓬莱仙山上美人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明眸。这种心情和从大陆流寓台湾的人大不相同。黄杰老人六十年代之初曾赋《游日月潭》三首，第一首即是：“闹中春意静中参，一角红楼倚碧潭。花影桨声人小立，恍如身在旧江南。”作客他乡的游子面对日月潭而忆念故国的江南好风景，而我人在江南则怀想隔海的陌生的日月潭。原本以为此生是无法相见的了，却不料去年夏日我却越海东飞，日月潭以明媚的秋波将我凌空接住。在她的秋波里流连半日，我不禁意乱神迷，差一点迷失了归路。
本世纪之初，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布洛在《心理距离》一书中提出了美学史上著名的“距离说”。引申到对自然美的欣赏，何尝不是如此？客观之物哪怕它本身原是美的，如果欣赏者对它过于亲近和熟悉，那种神秘而陌生的美感心理往往就会消失，所以英国诗人坎贝尔也曾说“距离使景色迷人”。初到台湾，有的朋友说：“日月潭景色一般，可去可不去。”有的朋友说：“你在大陆见过那么多湖泊，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吗？”前者，大约是因为过于熟悉而美的感觉已经钝化，这也是许多人虽然珠玉在握而不自珍惜，但旁观者却心羡不已之故吧？后者，倒使我想起了四川的一首民谚：“剑阁天下雄，夔门天下险，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这雄、险、秀、幽，就是众生对同一省境内不同山岳的独特之美的审美发现。日月潭遐迩闻名，它的美名岂是浪得的吗？远道而来，岂可失之交臂？于是，友人陆英育兄陪我坐火车从台北直驶台中，由他的朋友刘业贤先生夫妇驾车送我们前往。
我们终于伫立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上。涵碧楼，楼名贴切而雅致，一溜落地明窗召来了一潭清碧的湖光。凭窗眺望，我张开双臂将那一潭碧水拥入怀中抱入怀中，真担心那醉人的醇碧打湿和染绿我的眉睫。只有身临其境，你才会觉得涵碧楼楼名固然清嘉，而“日月潭”之名也不可移易于别的湖泊，不知是何方才子的锦心绣口，在何时为它取了如此芳名或英名？
“潭”，与它那些远亲近邻的江河湖泊比较起来，一般是指狭而较深的成坑状的水。《楚辞·九章·抽思》：“长濑湍流，溯江潭兮。”这大约是潭水在中国诗歌中最早的波光一闪了。李白《赠汪伦》的“桃花潭水深千尺”，除了对深度极力夸张以衬托友情的深厚之外，其水面应该不会怎么汪洋浩瀚。日月潭位于台湾的中央，海拔748公尺，深27公尺，潭周24公里，潭面广达千顷，烟波不能称为浩渺也可以称为浩阔，尊之为“湖”它也是当之无愧的，为什么会降格以求屈之为“潭”？如果你有此谜团，那么，四周的群山就会纷纷奔来眼底为你解惑。原来日月潭海拔虽高，但四周更是群峰叠翠，堪称山上之山，这里世代居息的少数民族以“高山”为名，恐怕与地理地形不无关系。正是这些高出云表的群山肩膂相连，共同将这一汪碧水环守在它们威严的视野之内，而远处的海拔近四千公尺的玉山听到美人消息，它竟然也踮起脚尖在云雾中引颈遥望。因此，以“潭”名之虽不无委屈，山高月小，但山高潭也小，从它所处的环境而言，也是颇为恰切的了。由“潭”而联想到“坛”，由“水”而及之于“酒”，在涵碧楼上眺望日月潭，我不知怎么思接千载起来，猛忆白居易《问刘十九》的起句“绿有迈酒”来，日月潭边的酒店虽只有现代的电火锅而没有唐代的“红泥小火炉”，时令虽是夏日的正午而非欲雪的黄昏，而日月潭水我也只是眺望而未能品饮，但人却早已微醺了。
涵碧楼上，有于右任老先生书于1949年10月的条幅“圣人心日月，仁者寿山河”，但日月潭千古如斯，山中的日月悠长，而作客的我匆匆来去，人间的日月短促。我未能在日月潭边作一夕之宿，欣赏星月涵潭的夜景，倾听日月潭晚上的心跳，当然也无缘观赏朝霞艳烧的晨光，近看日月潭黎明如何梳妆，甚至都未能一荡舴艋舟或木兰舟，用兰桡桂桨轻敲潭水的碧琉璃。我们只能上汽车沿潭缓缓而行，我只能把后会之期定在渺不可知的他日。
潭之北畔山丘上有重建的文武庙，供奉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庙宇仿北朝宫殿式建筑，规模宏大，金碧辉煌。但在如此清雅的青山碧水之旁，兀立着这么一座琉璃黄瓦朱柱彩梁而香火旺盛的庙宇，总觉得未免失调，我对于庙中供奉的二位先贤当然心怀敬意，但对这座高宇本身却不免心怀歉意，它如果一派苍朴古雅倒还罢了，前人早有“深山藏古寺”之句，那一身炫目的新装与金装，总使人觉得仿佛如一介新贵或暴富呼吸在一位清幽出尘的丽人之侧。不知此处的山灵与水神作何感想，我反正是掉头不顾，一心顾的只是日月潭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