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的不幸实在可怕，“在上者”真该好好反省一下；
但更为必要的，还是“在下者”应该认真考虑它。
若“在上者”被打倒，那么谁来保护彼此争斗的“在下者”，“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Frankreich’s traurig Geschick,die Grossen migen’s bedenken，
Aber bedenken fürwahr sollen es Kleine noch mehr；
Grossen gingen zu Grunde；doch wer beschütze die Menge
Gegen die Menge?Da war Menge der Menge Tyrann.
——歌德
剑桥大学的罗斯·迪金逊（Lowes Dickinson）教授在他那篇题为《战争和战争的出路》一文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只有当英国、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那纯朴的男女，工人们同心协力，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向曾经并将不断把他们带入灾难的当权者们抗议：‘战不得了！战不得了！绝不能再战了！你们这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你们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并将其引向地狱，已经给欧洲造成了一段漫长的痛苦历史。我们要和你们彻底决裂，在你们的支配和统治之下，我们流尽了血汗，这种时代到此该结束了。你们要进行战争，便不会缔造什么和平。可欧洲是我们的欧洲，她必须彻底摆脱战争并永远根除战争的可能性。’只有这样，只有到这种时候，欧洲才有前途可言（欧洲的文明才有希望）。”
这是一个现代欧洲社会学家的梦想。像这样的梦想，恐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我坚信，当欧洲各国无知的民众摆脱他们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并插手对他国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时，在这些问题被决定以前，各国内部纯朴的国民中，就会发生你死我活的尖锐冲突。以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事件为例爱尔兰事件：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英国政府为缓和矛盾，曾多次提出在爱尔兰实行有限度自治的法案，但均遭上院否决。1914年，下院第三次通过迭受上院否决的法案(按规定，下院三次通过的法案，不问上院反对与否，就告成立)，因一次大战爆发和爱尔兰人民反对，未能实行。：无知的爱尔兰人民，在试图插手和战问题乃至于如何统治他们自己的问题上，便发生了尖锐的、势不两立的冲突。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这场更大的战争的爆发，他们还将会自相残杀的。
为了弄清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我们首先必须找到这场战争的根源和直接导火线，并明确谁对这场战争应负责任。迪金逊教授试图使我们相信，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无知的民众引向了这场灾难——这场地狱般的战争深渊。但我认为并能证明，并不是那些当权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无知的人民引入了这场战争，而恰恰是那些无知的民众，驱使和推动着那些可怜的、无能为力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走向战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现实的统治者们，——当今欧洲的那些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大概除了德皇外，战争各国的实际统治者都没有说过任何挑动战争的话。这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实际上，当今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皇帝、国王和总统们，其言论和行动都受到《自由大宪章》的约束——他们在国内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公共事务都没有什么发言权。那个可怜的大不列颠国王乔治，当他试图为爱尔兰事件发表讲话以防止这一事件发展为国内战争时，却遭到了大英帝国全体人民的舆论之坚决反对，以致于他不得不通过其首相为他试图尽一个国王之责的行为向民众道歉，事实上，当今欧洲诸国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些掌管大印、并给政府公文签字画押的被供奉起来的尊贵偶像而已。这种被供奉的高贵偶像，就连国内的有关主事机构也不如，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意见或意志。因此，我们怎么能说，那些欧洲的实际统治者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那被迪金逊教授和人们痛斥为应对这场战争负责的军人们。罗斯金罗斯金（Ruskin，1819—1900）：近代英国著名政治家、文艺评论家、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代表。他谴责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和罪恶，痛恨资本主义文明的事务主义、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精神，具有浓烈的返古意识。他还将其乌托邦的复古计划付诸实践。其思想对辜鸿铭影响颇大。在屋尔威兹（Woolwich）向军官预备队讲话时说过：“现代制度致命的缺点，就在于它夺走了民族最好的元气和力量，全部夺走了它的精髓，即勇敢、不计回报、不畏艰难和忠实可信，而将其变成没有观点和意志的钢制品，锻铸成一把把纯粹的刺刀。但同时又保留了民族最糟的成分，不管什么是怯懦、贪婪、淫荡和背信弃义，便给予使用这种权利，给予这种最为重要的特权，在这当中最为缺乏的是思想能力。”罗斯金对英国士兵们还说：“实现你保卫大英帝国的誓言，决不意味着就要去死板地执行这样的制度，那种只是站在商店门口，保护在里面骗钱的店员的士兵绝不是真正的士兵。”我想，痛斥军国主义、痛斥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英国人，包括那些真正的英国军人在内，应当认真阅读并仔细思考罗斯金的上面这段话。我要指出的是，从上述罗斯金的那段话中显而易见：如果说欧洲今日那些统治者对于政府和公共事务实际上已没有发言权，那么欧洲各国的军人们就更绝对的谈不上什么发言权了。罗斯金在巴拉科拉维（Balaclava）谈到战争中那真正可怜的军人时，这样描述道：“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但却必须去战并送命。”事实上，如果说当今欧洲的统治者已变成被供奉起来的纯粹的尊贵偶像，那么欧洲的军人们则变成了纯粹的危险的机器人。至于说他们国家的有关管理机构，就更是一些丧失了自己意见或意志的纯粹机器人了，因此，我们又怎么能说，欧洲的军人们要对这场战争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