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第一部，那些中国知识现已越过能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可能会嗤之以鼻。尽管如此，它却是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英文书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一部最完美的大著。而且这部书被写出是时代呼唤的必然结果。诸如此类的书必须被写出，瞧！它被写出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写出既拿走了同代人的所有机会，也不会有来自未来的竞争。
那些中国经典的翻译必然被做，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理雅各博士完成了它，结果出了一打巨大的、规模骇人的东西。如果单从量上来看，确实是惊人的、了不起的成就。面对着这些卷帙浩繁的译著，我们谈起来都有点感到咋舌。不过必须承认，这些译著并不都令我们满意。巴尔福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19世纪英国汉学者，1870年来华经营丝茶，后来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1881—1886年任上海《字林西报》总主笔。曾把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南华经》译成英文，著有《远东浪游》、《中国拾零》等书。先生公正地评论说，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深涩的、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这还是就形式而言。至于内容，我们不想冒然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是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作评判。花之安牧师曾对我们说：“理雅各博士关于孟子的注释，表明他对孟子的书缺乏哲学的理解。”可以肯定，如若理雅各博士没有设法在头脑中，将孔子及其学派的教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把握，他是无法阅读和翻译这些作品的。然而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在他的注释中，还是在专题论述中，理雅各博士都从不让一个单词或句子滑过，以表明他对孔子教义的确是作为一个哲学的整体来把握的。因此，总体说来，理雅各博士对这些经典价值的评判，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来接受。新的翻译者还将接踵而来。自从上面所提到的两种著作出现以后，又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陆续问世：其中，的确有几部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但我们相信没有一部表明中国学已经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有伟烈亚力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19世纪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1847年来华。曾著有《中国文学札记》(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又译成《中国文献记略》)、《中国研究录》、《满蒙语文典》等书。学识渊博，对景教碑研究有素。在伟氏的汉学著作中，最受人重视的是186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札记》，它实际上是《四库提要》的英文简编。另外伟氏对在中国传播西学也做出了相当贡献。他曾同李善兰一道，翻译出版过《续几何原本》、《谈天》、《代微积拾级》等西方自然科学名著。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但它仅仅是一部目录，而不是一本带有一丁半点文学意味的书。另一本是已故梅辉立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19世纪中叶英国汉学家和驻华外交官，1859年来华，1871—1878年任英国驻华使馆汉文正使。死于上海。主要汉学著作有《汉语指南》(Chinese Readers Manual，又译成《汉语读者手册》，1874年版)、《棉花传入中国记》、《中国政府——名目手册》、《中外条约集》、《中日商埠志》(与人合著)等。其中以《汉语指南》和《中日商埠志》较为有名。先生的《汉语指南》，它当然不能被说成是完善的东西，但确实是一部大著，在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它要算是最严谨、认真而不装模作样的了。并且它的实际效用，也仅次于威妥玛的那部《自迩集》。
另一个有名望的中国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像所有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拥有令人羡慕的文学天赋，文风清晰、有力而优美。他所接触的每个问题，无不立刻变得明晰而易懂。不过也有一两个例外。他在选择值当他那枝笔的题目时并不很幸运。一个例外是他的《聊斋志异》翻译。这一翻译可以被视为中文英译的模范。但是，《聊斋志异》尽管是极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却仍然不属于中国文学的最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