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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怪杰辜鸿铭-导论

现在,已经有过教士统治教训的欧洲人,是不会愿意招回那些教士的。俾斯麦就说过:“我们绝不回到卡诺沙。”卡诺沙(Canossa):意大利北部的古城堡(在今勒吉奥[Reggio]附近卡诺沙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因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主教叙任权,被后者开除教籍,帝国境内诸侯乘机叛离。1077年1月,亨利被迫冒着风雪严寒,翻越阿尔卑斯山到卡诺沙向教皇“悔罪”。据载,亨利身着罪衣,立于城堡门口三昼夜,始得教皇赦免。后来“往卡诺沙去”成为屈辱投降的同义语。但辜鸿铭这里有意指回归教士统治时代。况且,现在即使那些教士们被招回,也实在无济于事。因为欧洲人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早已消失殆尽了。所以说,欧洲人民如果想要摆脱军警,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就仅存另一选择了,即须求得一样东西,能像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畏惧一样帮助他们维持秩序。我相信,在目前,这种东西,正如我在前面所提过的,欧洲人民将在中国找到它,这就是我所谓的良民宗教。中国的此种良民宗教,是一种不需教士和军警就能保证全国秩序的宗教。事实证明,由于拥有这种良民宗教,广大的中国人民,这个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人口众多,至少也和其不相上下的民族,在实际上和实践上,没有教士和军警,却始终保持着和平与秩序。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那些教士和军警,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方面只起极其不明显的、微不足道的作用。在中国,只有最愚昧无知的阶层才需要教士,只有那最邪恶的罪犯阶层才需要军警。所以我说,欧洲人民如果真想摆脱给他们带来无穷灾难和流血的教士和军队,他们就将不得不来到中国,取回这种我所谓的良民宗教。

简而言之,我要唤起欧美人民注意的是,值此文明濒临破产的关头,在中国这儿,却存有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容置疑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不是该国的贸易、铁路,也不是该国的矿藏、金银铁或煤之类。在此,我要指出的是,这笔文明的宝藏,正是中国人——那拥有良民宗教且尚未遭到毁灭的真正的中国人。这真正的中国人,我说,他是一笔文明的财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只花销这个世界极少或几乎不花费什么,就能规规矩矩就身秩序。确实,在此我倒愿意警告那些欧美人,不要去毁坏这笔文明的财宝;不要去改变和糟踏那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今天正努力以他们的“新学”(New Learning)所做的事情那样。如果欧美成功地破坏了真正的中国人、那中国式的人,且成功地把他变成一种欧美人,也就是说,将其变成一种需要教士和兵警才能就身秩序的人,那么,无疑地,他们将为这个世界徒增宗教、抑或军国主义的重累罢了——而这后者在目前已正变成对于文明和人性的一种危险和威胁。然而,从另一方面想,如果能通过某种途径或手段,来改变欧美式的人,将欧美人变作不需要教士和兵警便能就身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可以预料,世界将为此而摆脱一种多么深重的负担。

下面,我想就这次大战中在欧洲凸现出来的巨大的文明难题,作几句简明的概括。我认为,欧洲人民,起初是试图借助教士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不久,由于教士的奢侈无度并造成沉重的负担,欧洲人民在后来的三十年战争中,送走了他们,接着便招进了军警来维持社会。可是现在,他们又发现军警导致的奢侈浪费和灾难甚至于远远超过教士。对此,欧洲人民将如何是好呢?是送走军士,再招回教士吗?不!我认为欧洲人民是不愿再招回教士的,即使招回他们也无济于事。那么,欧洲人民究竟该怎么办呢?在《大西洋月刊》上,我曾看到剑桥大学的迪金逊迪金逊(Lowes Dickinson,1862—1932):英国学者,曾著《中国佬约翰来书》,批评西方近代文明,赞赏中国文化,一举成名。书中好像观点与辜鸿铭思想颇为相似。后为剑桥大学教授,曾来华游历。教授的一篇题为《战争和战争的出路》的文章,他说要“招进群氓”。可我恐怕招进群氓来代替教士和军警,将会给人们带来比前者更大的灾难。在欧洲,教士和军警导致了战争,而群氓则将带来革命和混乱。且后者比前者更糟。因此,现在我对欧洲人民的劝告是,不要招回教士,为了善的缘故也不要招进群氓,——而只需招进中国人,招进那拥有良民宗教、历二千五百年之久,用不着教士和军警,却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真正的中国人。

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我再说一遍,正是在中国,存在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而这种新文明的奥秘就是我所谓良民宗教。这种良民宗教的第一条原则,是要相信人性本身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之力量与效用。可是,什么是爱的法则呢?良民宗教教导人们,爱的法则就是要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又是正义的法则呢?良民宗教告诫人们,正义的法则就是要真实、可信、忠诚;每个妇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每个男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在此,我想最后指出,这种良民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之责任(Duty of Loyalty),忠诚,不仅表现在行事上,而且蕴藏于内心,或如丁尼生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1850年发表诗集《悼念》,得到女王赏识,被封为“桂冠诗人”,作品格律严谨,声调和谐,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所言:

尊崇国王,仿佛国王就是

他们的良心,良心就是他们的国王,

打倒异教徒,捍卫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