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像个政治家，像多年来给她带来如此厄运的那些人，慷慨陈辞地讲述此话。她至少有权利这么做。我努力回想，巴勒斯坦领袖们有多少次错过为自己获取家园的机会：一九三六年有一次划分提议，第二次提议是一九四七年，也许还有其他机会。他们——盲目地——一一予以否决。我们默默地喝着茶。男人们出去做工。墙上有两颗钉子，用做挂衣钩。其中一颗钉子上挂着阿拉伯人头巾上的黑色束带。
任何在“占领区”服过兵役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房间在夜晚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任何一个参加过夜间搜查、宵禁、捉拿嫌疑犯的人都会记得。狂暴地闯进一个与眼前这个相像的房间，里面有几个人正睡觉，很拥挤，空气不流通，臭烘烘的，三四个人共盖一条扎人的羊毛毯子，睡觉时还穿着工作服，好像随时准备从床上爬起，照吩咐去往任何地方。他们在混乱中惊醒，手电筒的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孩子们号啕大哭，有时一对夫妻正在做爱，士兵们将房子团团围住，有的士兵——在难民区的小路上跋涉后鞋上沾满泥巴——走过睡得暖烘烘的毛毯，有的则嗵嗵嗵地走上铁皮屋顶。
我凝视着空空的水泥墙、发热的油灯、地上卷起的毛毯，老女人追随着我的目光。她突然一下子大发雷霆：“我们像吉卜赛人，是吧？我们很可怜，对吧？哈？我们是文化人!”她姐姐，那生病的老太太，迅速地点头，尖下巴戳着凹陷的前胸：“就是，就是，文化人!”她们陷于沉默，喘着粗气，仪态有几分野气、奇异的年轻女子想说些什么，却还是一言不发。她的手真的将口紧紧捏住。东拉西扯加上友好款待时的警觉，既含着彬彬有礼的华而不实，又带着蓄意的细腻拘泥，矫揉造作，弦突然一下子绷紧了。我一阵慌乱。年轻女子努力想弥补一下。她改换了话题。问婆婆是否愿意给坐在这里的以色列人讲些什么，比如她在艾因·阿兹拉伯的童年？不。问她是否愿意回忆一下她在故乡土地上劳作的那段日子？不，不。那是在伤口上撒盐。呀，妈妈，你愿意唱唱那时候种地的、种葡萄和酿葡萄酒的、放羊的人唱的那些歌吗？不。她只是固执地闭紧干裂的嘴唇，摇着头发稀稀落落的脑袋，但是，又一次出于某种并不存在的征服力，她的左脚开始打起一种久远的节拍，身体静静地来回晃动，我目光审慎地盯住她，她一只手颤巍巍地拍打着大腿，鼻子气得发红：“文化!你们的人不知道我们有文化!你们无法理解这种文化。它不是电视文化!”她脸上的怒气突然全消：再次表现出失败之情，表现出了解一切，表现出镌刻在老年人脸上的一切古老符号。“世事艰辛，世事艰辛……”她十分伤心地点着头，合上双眼，目光避开这狭小、黑暗的房间：“你不懂。你什么也不懂。没准儿，让你奶奶给你讲讲吧。”
(钟志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