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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

我到北京不到两个月。这一天我在中央公园里吃冰,几位同来的朋友先散了;我独自坐着,翻开几张报纸看看,只见满纸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国会的话。我懒得看那些疯话,丢开报纸,抬起头来,看见前面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个小孩子,女的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我觉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细打量他,见他穿一件很旧的官纱长衫,面上很有老态,背脊微有点弯,因为抱着孩子,更显出曲背的样子。他看见我,也仔细打量。我不敢招呼,他们就过去了。走过去几步,他把小孩子交给那女的,他重又回来,问我道,“你不是小山吗?”我说,“正是。你不是朱子平吗?我几乎不敢认你了!”他说,“我是子平,我们八九年不见,你还是壮年,我竟成了老人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说他一家人都在后面坐久了,要回去预备晚饭了。我说,“你现在是儿女满前的福人了。怪不得要自称老人了。”他叹口气,说,“你看我狼狈到这个样子,还要取笑我?我上个月见着伯安仲实弟兄们,才知道你今年回国。你是学哲学的人,我有个问题要来请教你。我问过多少人,他们都说我有神经病,不大理会我。你把住址告诉我,我明天来看你。今天来不及谈了。”

我把住址告诉了他,他匆匆的赶上他的妻子,接过小孩子,一同出去了。

我望着他们出去,心里想道:朱子平当初在我们同学里面,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怎么现在弄得这样潦倒?看他见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开口就有什么问题请教,怪不得人说他有神经病。但不知他因为潦倒了才有神经病呢?还是因为有了神经病所以潦倒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来了。他比我只大得一岁,今年三十岁。但是他头上已有许多白发了。外面人看来,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几岁。

他还没有坐定,就说,“小山,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这几年以来,差不多没有一天不问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我想了几年,越想越想不通。朋友之中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起先他们给我一个‘哲学家’的绰号,后来他们竟叫我做朱疯子了!小山,你是见多识广的人,请你告诉我,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我说,“子平,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现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得意的人听着这个问题就要扫兴,不得意的人想着这个问题就要发狂。他们是聪明人,不愿意扫兴,更不愿意发狂,所以给你一个疯子的绰号,就算完了。——我要问你,你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呢?”

他说,“这话说来很长,只怕你不爱听。”

我说我最爱听。他叹了一口气,点着一根纸烟,慢慢的说。以下都是他的话。

“我们离开高等学堂那一年,你到英国去了,我回到家乡,生了一场大病,足足的病了十八个月。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在汉口的店业就光复掉了。家里生计渐渐困难,我不能不出来谋事。那时伯安石生一班老同学都在北京,我写信给他们,托他们寻点事做。后来他们写信给我,说从前高等学堂的老师陈老先生答应要我去教他的孙子。我到了北京,就住在陈家。陈老先生在大学堂教书,又担任女子师范的国文,一个月拿得钱很多,但是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老头子气得很,发愤要教育他几个孙子成人。但是他一个人教两处书,那有工夫教小孩子?你知道我同伯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所以他叫我去,给我二十块钱一个月,住的房子,吃的饭,都是他的,总算他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过了半年,他对我说,要替我做媒。说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儿,现在女子师范读书,快要毕业了。那女子我也见过一两次,人倒很朴素稳重。但是我一个月拿人家二十块钱,如何养得起家小?我把这个意思回覆他,谢他的好意。老先生有点不高兴,当时也没说什么。过了几天,他请了伯安仲实弟兄到他家,要他们劝我就这门亲事。他说,‘子平的家事,我是晓得的。他家三代单传,嗣续的事不能再缓了。二十多岁的少年,那里怕没有事做?还怕养不活老婆吗?我替他做媒的这头亲事是再好也没有的。女的今年就毕业,毕业后还可在本京蒙养院教书,我已经替她介绍好了。蒙养院的钱虽不多,也可以贴补一点家用。他再要怕不够时,我把女学堂的三十块钱让他去教。我老了,大学堂一处也够我忙了。你们看我这个媒人总可算是竭力报效了。’

“伯安弟兄把这番话对我说,你想我如何能再推辞。我只好写信告诉家母。家母回信,也说了许多‘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又说,‘陈老师这番好意,你稍有人心,应该感激图报,岂可不识抬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