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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

印度诗哲太戈尔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小册里曾说过这几句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妒忌他们有此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亦能共享此秘密。”

太戈尔这几句话里包含着极精深的观察与意见,值得我们细加考察。

先谈“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东西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但希腊及西洋近代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绎、物理学的考察去把握字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一方面满足我们理知了解的需要,一方面导引西洋人,去控制物力,发明机械,利用厚生。西洋思想最后所获着的是科学权力的秘密。

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太戈尔所谓旋律的秘密。《论语》上载: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夫子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古人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汉书:律历志》),使我们一岁中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不像现在大都市的居民灵魂里,孤独空虚。英国诗人艾利略有“荒原”的慨叹。

不但孔子,老子也从他高超严冷的眼里观照着世界的旋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活泼的庄子也说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他把他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

孟子说他能“上下与天地同流”。苟子歌颂着天地的节奏: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我们不必多引了,我们已见到了中国古代哲人是“本能地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而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生活表现在礼与乐里,创造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我们又把这旋律装饰到我们的日用器皿上,使形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即生命的旋律)。中国古代艺术特色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各种图案花纹里,而中国最光荣的绘画艺术也还是从商周铜器图案、汉代砖瓦花纹里脱胎出来的呢!

“中国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从我们的日用器皿制出玉器,作为我们政治上、社会上及精神人格上美丽的象征物。我们在铜器时代也把我们的日用器皿,如烹饪的鼎、饮酒的爵等等,制造精美,竭尽当时的艺术技能,他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对最现实的器具,赋予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我们役使的工具,而是可以同我们对语、同我们情思往还的艺术境界。后来我们发展了瓷器(西人称我们是瓷国)。瓷器就是玉的精神的承续与光大,使我们在日常现实生活中能充满着玉的美。

但我们也曾得到过科学权力的秘密。我们有两大发明:火药同指南针。这两项发明到了西洋人手里,成就了他们控制世界的权力,陆上霸权与海上霸权,中国自己倒成了这霸权的牺牲品。我们发明着火药,用来创造奇巧美丽的烟火和鞭炮,使我一般民众在一年劳苦休息的时候,新年及春节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地位和方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当的自然环境,“居之安而资之深”。我们到郊外,看那山环水抱的亭台楼阁,如入图画。中国建筑能与自然背景取得最完美的调协,而且用高耸天际的层楼飞檐及环拱柱廊、栏杆台阶的虚实节奏,昭示出这一片山水里潜流的旋律。

漆器也是我们极早的发明,使我们的日用器皿生光辉,有情韵。最近沈福文君引用古代各时期图案花纹到他设计的漆器里,使我们再能有美丽的器皿点缀我们的生活,这是值得兴奋的事。但是要能有大量的价廉的生产,使一般人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接触趣味高超、形制优美的物质环境,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尺度。

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这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欺侮,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

近代西洋人把握科学权力的秘密(最近如原子能的秘密),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学落后的民族,但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参天地,赞化育”,提携全世界的生命,演奏壮丽的交响乐,感谢造化宣示给我们的创化机密,而以撕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西洋精神又要往哪里去?哪里去?这都是引起我们惆怅、深思的问题。

1946年,南京,《艺境》末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