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思维方式上有着超乎常人的严谨和极端的条理性，但是他的衣着却常常不拘一格，生活习惯也是最杂乱无章的，从而让同住的人感到难以忍受。他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这种强烈反差经常使我目瞪口呆。当然，我这样说丝毫没有为自己粉饰的意思。当年，我在阿富汗工作的时候，环境艰苦卓绝，我的性情也随之变得放荡不羁，已使我相当懒散，完全不像一个医务人员那样严谨整饬。但对我来说总是有个限度，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个人把烟卷放在煤斗里，把烟叶放在波斯拖鞋上面，而一些尚未答复的信件却被他用一把大折刀插在木制壁炉台正中时，我便开始庆幸自己还是相当好的呢。此外，我总认为，练习手枪很显然是一种户外娱乐活动，但是福尔摩斯一时心血来潮，便坐在一把扶手椅中，用他那手枪和一百匣子弹，以维多利亚女王的爱国主义精神，用弹痕把对面墙上装饰得千疮百孔，我深深感到，这既不能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又不能美化房屋的外观。
我们的房里经常塞满了化学药品和罪犯的遗物，而这些东西经常放在让人出乎意料的地方，有时突然在黄油盘里，或甚至在更加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出现，可是他的文件却是最让我感到棘手的。他不喜欢将文件销毁掉，特别是那些与他过去办案有关的文件，他每一两年只有一次花费力气去归纳整理它们。因为，正如我在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录里有些地方曾经提到的一样，当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名扬天下时，他才会有这种热情。但这种兴致旋即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整日的倦怠和昏睡。在这种情况下，他每日与小提琴和书籍为伍，除了从沙发到桌旁以外，他几乎一动也不动。这样月复一月，他的文件越积越多，屋里每个角落都放着一捆又一捆的手稿，他又决不肯烧毁，而且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准把它们拿走。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围坐在炉旁的时候，我贸然给他提出一个建议，让他把事件的摘要放进备忘录里之后，接下来可以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整理房间，以便让房间看起来整洁舒适一些。他无法反驳我这合理请求，表情相当愠恼。他走进卧室，一会儿就返回客厅，身后拖着一只巨大的铁皮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地板当中，拿个小凳屈身在大箱子前面坐下。他打开箱盖，我见箱内已有三分之一装进了文件，都是用红带子绑成的小捆。
“华生，这里还有相当多的案件，”福尔摩斯望着我说道，眼中透露出狡黠，“我想，如果你知道我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那么你就会要我把一些文件拿出去，而不是再放别的进来。”
“这么说，这都是你早年破案的记录了？”我问道，“我经常想，什么时候能够对这些案件做些记录呢。”
“是的，我的朋友，这都是我以前办的案子，那时还没有人撰文颂扬我呢。”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捆捆的文件。“这些并不都是成功的记录，华生，”他说道，“可是其中也有许多很有趣。这是塔尔顿凶杀案报告，这是范贝里酒商案，俄国老妇人历险案，还有铝制拐杖奇案以及跛足的里科里特和他可恶起子的案件。这儿还有一件，啊，这才真是一桩有点儿新奇的案件呢。”
他把手伸进箱子，从箱底取出一个小木盒，盒盖可以活动，活像儿童玩具盒子。福尔摩斯从盒内取出一张揉皱了的纸，一把老式铜钥匙，一只缠着线球的木钉和三个生锈的旧金属片。
“喂，我的朋友，你猜这些东西是什么？”福尔摩斯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笑容满面地问道。
“这简直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收藏品。”
“非常稀奇古怪，而围绕它们发生的故事，会使你感到更加稀奇古怪呢。”
“那么，这些遗物还有一段历史吗？”
“不仅如此，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夏洛克·福尔摩斯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沿桌边摆成一行，然后又坐到椅子上打量着这些东西，两眼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
“这些，”他说道，“都是我留下来以便回忆起马斯格雷夫仪式一案的。”
我曾经听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件案子，可是对全部的细节还不是很清楚。“我将会非常高兴的，”我说道，“如果你愿意详细给我讲讲。”
“那么这些东西就这样乱放着不管了？”福尔摩斯故意大声讽刺我说道，“你爱整洁的愿望恐怕又要落空了，华生。可是我很高兴你能把这个案子添加到你的案例记载中。因为这件案子有几个特点，不仅在国内犯罪记录中非常独特，而且我相信，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如果不记载这个奇特的案子，即使搜集再多的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功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很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