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搬到索莫夫大街的一栋房子里。墙没有糊壁纸，四周原木间的长缝里塞着麻绳，麻绳里有许多蟑螂，母亲和继父住在窗口朝街的两间房子里，我和外祖母住在有天窗的厨房里。附近工厂的黑色烟囱里浓烟滚滚。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的房间总有一股浓浓的煤烟味。
外祖母成了厨娘——做饭、洗地板、劈柴、挑水，一天忙到晚，躺下睡觉时已是疲惫不堪。有时她做好饭，还要去看住在城里的外祖父。
母亲的穿着越来越邋遢了，她很少和我说话，只是给我发发命令。她也很少让我去街上玩。每次回来，我总是被小孩们打得伤痕累累，母亲就用鞭子抽打我。这种惩罚激怒了我，下一次我就和小孩们打得更凶，母亲的惩罚也更重了。在我心中，那种爱的火焰熄灭了，燃烧着的是怨恨和不满。
母亲和继父经常吵架。在争吵时，继父总是把厨房门关得紧紧的，显然他不希望我听见他的话，但我仍然仔细地听着他那沉闷的男低音。
每逢星期六，一批批工人到继父这里来卖食品购物券。工厂把这些票券当工资发给工人，而继父用半价收购这些票券。他在厨房里居高临下地接待这些工人，皱着眉头，接过票券，说：
“一个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敬畏敬畏上帝吧……”
“一个半卢布。”
不过，这种荒谬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在母亲生孩子之前，我被送到外祖父那里，他已经住在库纳维诺。在那里，他租了一间窄小的房子，里面有俄罗斯式的大炉炕，两扇朝院子开的窗户。
没过多久，外祖母和母亲带着小婴儿也来了。继父因为压榨工人被工厂开除了。不过他又被聘去当车站售票员了。
在外祖父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我又被送到母亲那里，住在一间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母亲马上把我送进了学校。
我上学穿的是母亲的皮鞋，大衣是用外祖母的上衣改的，里面穿着黄衬衫，下面是一条散腿裤子。这身穿着立刻遭到了嘲笑。但是我还是很快就和孩子们和睦相处了，可是老师和神甫不喜欢我。于是我经常闹一些恶作剧来回报他们。
虽然我的学习还好，但学校还是通知我：由于我的不体面的行为，我被开除了。幸亏，救星来了。那个时候学校里来了一位主教，样子像巫师，有点儿驼背，我记得，他的名字叫赫里桑夫。他到教室里和孩子们聊天，还夸我是一个博学的孩子，而且说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十足的调皮鬼。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他离开教室的时候，特意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门洞，弯着腰，小声对我说：
“你得忍一忍，好吗？我明白你干吗调皮！好，再见，小老弟！”
我非常激动，胸中沸腾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主教走了之后，神甫亲切而低沉地对我说：
“从今以后，你得来上我的课！但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
我在学校的处境改善了，可是在家里却演出了可耻的一幕：我偷了母亲的一个卢布。这是一次没有预谋的犯罪。
有一天晚上，母亲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把我留在家里照看小孩。我无聊地翻开继父的一本大仲马的《医生手记》，里面夹着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一张一卢布。我突然想到用一个卢布不仅可以买一本《圣徒传》，大概还可以买一本鲁宾逊的书。我在学校给大家讲童话的时候，有个小孩子说鲁宾逊才是真正的故事，我很生气他们不喜欢外祖母的童话，所以我决定读一读这本书来反驳他们。
第二天，我买了《圣徒传》、破旧的两卷安徒生童话和鲁宾逊，还有一些食物，一起带到学校里。午休时，我和孩子们分享面包和香肠，一起读美妙的安徒生童话。当我回到家时，母亲正在煎鸡蛋，她克制地问：
“你拿了一个卢布？”
“拿了，你看，买了几本书……”
没等我说完，母亲就用煎锅把儿使劲打我，并夺去了安徒生童话，把它永远地藏了起来，这比挨打更让我伤心。
我几天没上学。继父把这件事到处宣扬，自然也就传到了学校。当我再去上学时，他们叫我“小偷。”于是我回家告诉母亲，我再也不上学了。
母亲又怀孕了，穿一身灰衣服，一边喂弟弟，一边用无神而痛苦的眼睛看着我。弟弟萨莎躺在母亲的膝盖上，用他那双美丽的蓝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静静地微笑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他身体很弱。一天晚上敲晚祷钟的时候，他突然死了。
母亲尽了她的力让我在学校重新走上正轨。有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听见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声和继父打母亲的声音，就跑进房间，正看见继父用脚踢母亲，我抄起桌上一把骨柄刀，用全身的力气朝继父的腰刺去。母亲推开继父，刀从他腰旁擦过去，把制服划破了一个大口子，只擦破他一点儿皮。继父哎哟一声，从房间里跑了出去，母亲举起我，把我摔倒在地板上。
晚上，继父离开了家，母亲来到我的床前，小心地搂着我，吻我，哭着说：
“请原谅，是我的错！唉，可是你怎么能这样动刀子呢？”
我告诉她，我准备用刀杀死继父后，再自杀。我想，我会这样做的，无论如何，我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