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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笑有益于人生,古人早有先见,他们创作出大量使人开怀一笑的作品即可证明。笑话,顾名思义是指能令人发笑的对话或言语,其实也就是民间流传的喜剧性的短篇故事,其内容大多反映现实生活,往往在集中紧凑的情节里展开尖锐的矛盾冲突,并在最后的高潮中矛盾突然化解或反转,从而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

笑话的首要功能当然是令人解颐,使人开怀。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开始发现笑话还可以承担更多的功能。它不仅能解忧、消愁,更为重要的是还能明理、警世。如:笑话能将生活哲理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传达出来,先秦诸子散文中就有这种类型的笑话,笑话歌颂还能起到的作用,如中国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藏族的阿古登巴等正面喜剧人物的故事,表现了人民的机智和勇气。然而纵观其发展历史,笑话中更多的是讽刺,其锋芒直刺社会各个方面,有对自身缺点的讽谏,也有对坏人坏事的嘲弄,表现了人民的道德规范和是非观念。

笑话有来自民间的,由市井百姓的街谈巷议演变而成;也有出自文人士大夫的精心杜撰。民间笑话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结构精巧,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常用夸张手法突出对象的本质特点,使人在笑声中领悟到生活中的某些真理。除民间笑话外,还有文人笑话、趣谈,反映文人士族的生活趣味,遗闻轶事。古人往往将民间笑话与文人笑话混在一起,在先秦诸子散文、古代笔记小说以及后世的一些笑话专集中都是如此。

笑话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先秦诸子的散文中,就有许多令人开颜解颐、会心一笑的寓言故事,其中有的已经成为成语典故,例如“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买椟还珠”、“掩耳盗铃”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到了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有《滑稽列传》一篇,专门记载了淳于髡、东方朔等人善为言笑之事。南朝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也有一些故事可以视为笑话。

但在明朝之前,专门汇集笑话的书籍并不多见。这是由于笑话与小说、戏曲、民歌一样,被视为低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雅人学士听之闻之,一笑了之,即使民间有有识之士,却也因各种原因,无力搜集刊印。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第一部笑话集是三国时魏人邯郸淳编撰的《笑林》,有三卷之多,可惜到了宋代就已经亡佚了。其中一些笑话散存于《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到了明代,笑话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口耳相传的笑话受到了文人的重视。文人雅士在棋社、琴社、茶社、酒社、诗社之外,还成立了“噱社”,这是一种专门交流欣赏笑话的场所。作为通俗的民间文学,笑话亦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于是种类众多、内容大同小异的笑话集出现了,其中尤以冯梦龙的《笑府》最为著名。原书分为上下两卷,共收集了100则笑话。该书的编辑体例颇具特色,按照讽刺内容,将入选的笑话分为腐流、殊禀、刺俗、方术、形体、谬说、闺风、杂语8类。到了乾隆年间,有别号游戏主人者,重新改造《笑府》,编辑成书,题为《笑林广记》。直至清光绪末期,平江人程世爵又将民间的笑话结集成书,仍以《笑林广记》为名。两部《笑林广记》内容小同大异,却各有千秋。《笑林广记》流传甚广,一时竟成了笑话文集的代名。

程世爵所编撰的《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百余年来被不断翻印,拥有不少读者,不仅受到市民百姓欢迎,而且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有的学者即以此书为研究对象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的论文《程氏〈笑林广记〉研究》。。该书共收录笑话三百四十五则,以短小精悍者为主,数百字至千字左右的作品较为少见。其笑话多取自明清笑话集参见台湾学者王国良《程氏〈笑林广记〉研究》,论文溯源指出程氏书系由光绪初小石道人所辑《嘻谈录》改编而成,除了排列顺序调整之外,文字内容全同。,或由编者自行撰写。一部分是当时产生、流传于民间的,一部分是由编者从古籍中辑录的。

与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不同的是,程世爵在编纂的过程中并没有将所收录的笑话按其内容详细分类。为便于读者掌握该书的概貌,笔者现将这数百则笑话依其内容分政治、宗教、世情三大类加以简单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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