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向东，蜿蜒的浦东海岸线。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片热土。这个占地120平方公里的区域，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先立后破，在法治的轨道上来推进改革。这个道理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节约改革的成本，同时也能够分担改革的风险。
201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正式启动。而随后确立的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试验区，也都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在2014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品格。
而中国立法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
通过改革我们会为法治的完善和发展带来很多新的内容，那么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法治的保障，使改革更有权威，更有力量，更能够引领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高票表决通过了对立法法的修改。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步伐不断加快。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00件。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我们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2016年岁末，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对一批行政垄断案件的处理结果。15个省市部门，因为涉嫌违规招标、强制定价等问题被公告处理。垄断背后，是一些超越了法律界限的“红头文件”在“撑腰”。
在法律框架下深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就是依法划定权力行使范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在中国，政府对于权力的自我革命，不断升级。
2015年底，《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出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就法治政府建设发文。在这张法治政府建设的总蓝图上，进一步明确通过大力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等来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让权力更为有法可依。
而政务公开，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社会公众这种民主法治意识的这种提升，实际上是倒逼了政府的依法行政，使得政府更加注重要规范自己的行为。
2016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权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就在这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今天，政务公开让公众更大程度参与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阳光下运行，政府要学会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这只是改革的起点。政府的权力如何才能真正用好、让百姓有获得感？
在浙江省，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的改革开始启动。它要打通的，就是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试点，衢州市行政中心先行破题。
公积金贷款是行政中心里一项最复杂的业务。过去，群众要跑七个部门开证明，往返十次，才能完成贷款审批。现在，改革给所有部门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一个窗口，一次办结。
现在就是提出这个目标，已经向社会承诺了。那么你要怎么跑？所以就是倒逼了部门，你必须要梳理自己的流程，你必须要去进行自己的事项这一块的标准化管理。
窗口背后，压力开始层层传导。所有的办事流程都公开，37个部门，涉及833个事项。为了减时间、减环节，政府向自己开刀。
我们首先革自己的命，把所有的事项权限全部下沉到一线去，把它的任务分解下去。
权力最大程度下放到了窗口，要想真正“最多跑一次”，原本各自为政的数据信息必须打破壁垒，实现互联互通。而这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