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一生跌宕起伏，与武后、中宗相始终。其门第高贵，却身世坎坷。出生当年，祖父上官仪因议论武后的废立而获罪被杀，其父庭芝从死，婉儿随母配入掖庭。上官婉儿天资聪敏，少年时代就在宫廷脱颖而出，《景龙文馆记》记载：（ 婉儿）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上官婉儿不仅有文词，而且明习吏事，逐渐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得以参与奏章的批复和政令的拟定，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核心。《景龙文馆记》记载：自通天后，建( 逮) 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显然已达到政治上的巅峰状态。中宗李显复位之后，亟需借重上官婉儿的政治才干，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昭容为九嫔之一，当时在后宫地位仅在皇后之下，上官婉儿从此以皇妃的身份掌管内廷与外朝的政令文告，其政治地位又非武则天时代所能比拟。按照惯例，朝廷文告均由名儒学士草拟。《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 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禕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上列诸人，均为朝廷重臣，一代文宗。与之相比，上官婉儿以一人之力，批复四方的表奏和草拟朝廷的政令，其政治才干和文学修养由此可见一斑。
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婉儿度过了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的危机后，更致力于辅佐朝政。设立修文馆，“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是相当富有政治智慧的手段。《大唐新语》记其“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说穿了搜英猎俊主要是为了扩充自己的政治力量，然而此举对促成中宗朝宫廷诗创作日益繁盛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没。《景龙文馆记》这样评价婉儿“至幽求英俊，郁兴辞藻，国有好文之士，朝无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借助显赫的政治地位，通天元年之后的宫廷文坛，上官婉儿成为拥有绝对大权者。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昭容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嘉猷令范，代罕得闻，庶姬后学，鸣呼何仰”。“两朝专美”一词形容上官婉儿在武后和中宗朝的显赫地位，实不为过。
作为一个长于深宫的女子，其山水诗主要完成于皇亲贵戚的园林别业。景龙三年（709） 左右，中宗屡赴长宁公主山庄，婉儿有《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为其现存的主要山水诗。这二十五首诗，包括三言诗二首、四言诗五首、五言诗十五首、七言诗三首，从不同的侧面抒发了上官婉儿的山林之赏，读之几令人忘却其宫廷诗人的身份，显示了她对初唐宫庭诗歌题材及审美趣味的超越，流露出了上官婉儿对自然的深切热爱与礼赞之情。
在登高远望，赏自然之时，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物外者”，仿佛已从繁琐的宫廷生活中脱出，完全融入了自然的怀抱。如其十一有云：“霞窗明月满，涧户白云飞。书引藤为架，人将薜作衣。”在这月明风清，白云入户的山第，诗人以藤条为书架，以薜萝为衣衫，宛若自由自在的自然之子。其山水诗还呈现出一种率真朴拙，自然洒脱，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其八中的“凿山便作室，凭树即为楹。”透漏出一股率真朴拙、自然洒脱之气。再如其十五“携琴侍叔夜，负局访安期。不应题石壁，为记赏山时。”更是散发出一股魏晋式的洒脱不羁，让人生发出无限遐想。而像其四“仰循茅宇，俯眄乔枝。烟霞问讯，风月相知。”其五“枝条郁郁，文质彬彬。山林作伴，松桂为邻。”所展现出的诗人在俯仰之间，交友风月，作伴山林的洒脱，不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吗?婉儿的一些山水之作，已与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相去不远。如其十三：
策杖临霞岫，危步下霜蹊。志逐深山静，途随曲涧迷。
渐觉心神逸，俄看云雾低。莫怪人题树，只为赏幽栖。
无论在韵律上，还是其蕴含的诗人的志趣喜好、自然神韵等都与王维的《终南别业》有异曲同工之妙，直接为盛唐田园山水诗派导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