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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罪与罚

拉斯科尔尼科夫放下帽子,仍旧一声不吭,他阴沉着脸,紧皱双眉,凝神细听波尔菲里这些空洞无物、互不连贯的废话。“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当真想用这些愚不可及的废话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咖啡我就不请您喝了,这里不方便嘛;可是为什么不跟朋友一起坐上那么五分钟,开一开心呢?”波尔菲里没有停下来,依旧像爆豆子似地噼里啪啦说个不休,“您要知道,所有这些公务……老兄,我老是这样来来回回地在屋里走个不停,您可别见怪啊;请原谅,老兄,我生怕惹您生气了,可是走动走动对我来说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我老是坐着,能这样走来走去地活动五分钟,真是喜出望外,我有痔疮啊……我一直打算采用体操疗法;据说那些文官们,四等文官,甚至五等文官,都喜欢跳绳呢;您瞧,就是这么一回事,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就是如此……至于这里的那些公务、审问和所有的程序……老兄,您自己刚才就提到了审问……您要知道,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老兄,这些审问有时把审问者弄得比被审问者还要晕头转向……关于这一点,刚才您老兄说得一针见血,而且非常俏皮(其实,拉斯科尔尼科夫并未发表过任何类似的意见),把人弄得如坐云雾!真的,弄得你如坐云雾!翻来覆去的老是那一套,翻来覆去的老是那一套,就像打鼓一样!您瞧,现在正在进行改革指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这次改革规定,法院脱离行政机关,独立行使审判职能,过去属于警察局的侦查科也脱离警察局而归属法院,而法院审理案件必须有律师和陪审员参加。,我们至少可以改换一下名称嘛,嘿!嘿!嘿!至于说到我们的司法手段,——一如您非常俏皮地说的那样,——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您倒说说看,在所有受审的人中间,甚至是那些身穿粗麻布衣服、最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当中,有谁不知道,譬如说,一开始总是提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以麻痹他的警惕性(这是您的粲花之论),然后照准天灵盖来个当头一棒,而且是用斧背,打他个措手不及,嘿!嘿!嘿!照准天灵盖,用您的妙喻高论来说!嘿!嘿!您竟会当真以为我是想用公房的话题把您……嘿!嘿!您真是一个讽刺人的高手。行啦,我不再说了!啊呀,对了,顺便说一下,这叫一句话引出另一句话,一个想法生出另一个想法,——您刚才不是还提到规章吗,您要知道,关于审问的规章……哼,按规章办又怎么样呢!您要知道,规章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胡说八道。有时候像朋友那样谈谈心,反倒更为有用。规章是永远也跑不了的,这一点请您尽可放心;不过我倒想请教您,规章实质上是什么?一个侦查员不能每走一步都受到规章的束缚。要知道,侦查员的工作,可以这么说吧,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当然这是就某一点而言,或者是从大体上来说……嘿!嘿!嘿!”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停顿了一会,喘了一口气。他就这样爆豆子似地噼里啪啦说个不休,不知疲倦,一会儿说一些毫无意义、空洞无物的废话,一会儿又突然蹦出几句隐约其辞的费解话,但马上又语无伦次,废话连篇。他几乎已经在屋里跑了起来,两条粗胖的小腿挪动得越来越快,一双眼睛老是望着地面,右手放在背后,而左手则不停地挥舞着,并且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但每个手势都与他正在说的话惊人地不协调。拉斯科尔尼科夫突然发现,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的时候,有两次好像在门口边停了一会儿,似乎在倾听什么……“他是不是在等着什么呢?”

“您的话确实完全正确,”波尔菲里又接着说起来,他眉飞色舞地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天真神情望着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使得拉斯科尔尼科夫全身猛地颤抖了一下,立即做好了应战的思想准备),“您的话的确正确,您如此俏皮地嘲笑了法律的规章,嘿—嘿!我们这些(当然是某些)金科玉律似的心理学手段的确是非常可笑的,也许还是毫无用处的,如果过分受到规章限制的话。是的……我又谈到规章了:唔,如果我断定,或者最好是说,我怀疑某一个人,这一个人,那一个人或第三个人,是由我承办的某一案件中的罪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不是想做法学家吗?”

“对,有过这个打算……”

“哦,那么我这里给您提供一个可以说是能供您今后参考的案例,——您可别以为,我竟然敢布鼓雷门,好为人师:要知道您可是发表过论述犯罪的文章的啊!我绝无此意,我只不过是用事实作例子,不揣冒昧地向您提供一个案例而已,——这样,譬如说,如果我认为这一个人,那一个人或者第三个人是罪犯,即使我已掌握了他的罪证,然而时机尚未成熟,那么,请问,我又何必过早打草惊蛇呢?再譬如说吧,有的罪犯我必须尽快逮捕归案,而另一个罪犯,说真的,却并非这种性质的问题;那么我又为什么不让他在城里再逛一逛呢?嘿—嘿!不,我看得出来,您还没有完全明白,那么我给您说得更清楚一些:如果我把他,譬如说吧,过早地逮捕入狱,那么这样一来,我也许就给了他一个,可以这么说吧,精神上的支柱,嘿—嘿!您在发笑?(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他坐在那里,紧咬嘴唇,炽热的目光紧盯着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的眼睛。)可是您要知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人是形形色色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处理好一切事情。您刚才说到:要有罪证;那好,我们假定,罪证已经有了,然而,老兄,要知道大部分罪证都是可以见仁见智,得出不同的结论的,但我毕竟是一个侦查员,当然,很抱歉,也是一个笨拙低能的人:我总是希望,可以这么说吧,侦查的结果能弄得像数学一般彰明较著,得到的罪证能搞得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准确无误!必须是丁一卯二、无可争辩的证据!然而,如果我时机不当就把他关进监狱,——尽管我确信不疑,罪犯就是他,——这样一来,我也许就自己剥夺了自己进一步揭露他的手段,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吧,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地位,可以这么说吧,使他在心理上明确了自己的身分,并且安之若素,从而避开我而缩进自己的壳里躲起来: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他是一个囚犯。据说,在塞瓦斯托波尔,阿尔马战役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俄军于1854年9月8日在阿尔马战役中失败,退守塞瓦斯托波尔,英法联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长达11个月。刚一结束,一些聪明人便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敌人趁热打铁,公开猛攻,一举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可当他们发现,敌人竟然选择了正规的围困战法,并且正在挖掘第一道战壕时,据说,那些聪明人真是欢天喜地,大放宽心:这就意味着,战事起码会拖上两个月,因为敌人试图采用正规的围困战法攻克塞瓦斯托波尔!您又在发笑了,您不相信吗?当然啦,您说得也不错。不错,不错!这全都是特殊情况,我赞同您的意见;刚才我谈到的情况确实是特殊的!然而,最亲爱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与此同时您也应该注意到:所谓的一般情况,也就是所有的司法章程和司法规则都适用并援引为范例、论据,且写进书里的一般情况,实际上是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案件,任何一个,譬如说,犯罪行为,只要在现实中发生了,马上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的特殊情况;有时甚至还会大相径庭:与以前的任何一个案子都截然不同。有时还会发生诸如此类的滑稽可笑的情况。如果我让某一位先生享有充分的自由:既不逮捕他,也不惊动他,但是让他时时刻刻都意识到,或者至少时时刻刻都怀疑,我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且日日夜夜都在监视着他,毫不懈怠地看守着他,我只要这样让他没完没了地处于一种有意识的疑神疑鬼、心惊胆战的状态之中,那么他准会晕头转向,真的,他就会来投案自首,也许还会干出一些别的什么蠢事来,那可就像二二得四那样,也可以这么说吧,像数学那样彰明较著了,——这才真叫人高兴呢!这种情况,就连呆头呆脑的乡巴佬都可能发生,至于我们兄弟这样的人,具有现代意识、又在某一方面受过教育的人,那就更无须说了。因此,亲爱的朋友,摸清一个人受过哪方面的教育,这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神经呢,神经呢,您竟全然把它给忘记啦!要知道,现今的人们,神经都有毛病,不那么健全,容易激动!……而他们所有的人身上又蓄积了多大的肝火呀!我要告诉您,在必要的时候,这可是资源丰富的一座特殊矿山哪!因此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就让他在城里悠闲自在地到处溜达好了!随他去吧,让他暂时到处溜达溜达吧,由他去吧;我反正知道,他已是我射程之内的猎物,绝对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心!再说,他能逃到哪里去呢,嘿—嘿!逃到国外去吗?波兰人会逃到国外1863—1864年,波兰人为民族独立发动了武装起义,遭到了沙皇俄国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后,大批波兰人逃亡国外。去,他却不会,更何况我在监视着他,而且采取了防范措施。逃往祖国的内地吗?可是在那里生活的都是农民,真正的、尚未开化的俄罗斯乡巴佬;要知道,这么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宁肯蹲大牢,也不愿跟我们的土包子那样的外国人住在一起,嘿—嘿!不过,这一切全都是胡说八道和皮相之谈。这算什么回事呢:逃跑!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而这并非问题的关键:他之所以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无处可逃,而更主要是因为他在心理上无法逃开,嘿—嘿!这话说得多棒!按照自然法则,他即使有地方可逃,也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心。您见过飞蛾扑火吗?哦,他也会一直围着我转呀,转呀,转个不停,就像那飞蛾总是围着烛光飞来转去一般;对他来说,自由已不再珍贵,他变得疑虑重重,心烦意乱,就像落网的苍蝇昏头昏脑地拼命挣扎,自己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给我提供像二二得四那样一清二楚的数学般的证据,——只要我多给他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他将一刻不停围着我转呀、转呀,圈子越转越小,距离越来越近,最后——啪地一声,径直飞进我的嘴里,我就把他一口吞进肚里,这可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嘿—嘿—嘿!您不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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