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邻居们的往来，我不想细说，但不能不提的，是我跟皮利上校的交往。他在山上有一座房子，他习惯夏天的时候来这里避暑。我并不着急想和他结交，因为我知道他在朝廷里不受欢迎，和元帅勋爵的交情也不好，他也从来不去拜见元帅勋爵。然而，由于他来看我，对我非常客气，我不得不礼节性地回访。我们把这种交往持续了下去，有时候也一起吃饭。在他家里，我认识了贝鲁先生，后来我跟贝鲁先生相交甚笃，我不可避免地会谈到他。
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一个苏里南司令的儿子，司令官死后，他的继任者讷沙泰尔人尚伯里埃先生和司令的遗孀结婚了。这位遗孀第二次失去丈夫以后就带着儿子到丈夫的故乡来定居了。贝鲁是独子，非常富有，备受母亲疼爱，由母亲精心养育成人，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他掌握了大量不求甚解的知识，对艺术有一定的鉴赏力，尤以自己的推理思辩能力而颇感自豪。他举止宁静，像个哲学家似的，这跟荷兰人很像。他那黄褐色的皮肤，他那沉默而又保守的性格，更让人相信这一点。他年纪轻轻就聋了，还得了痛风，这使得他的所有动作都很审慎和严肃；而他虽然喜好辩论，在很多时候都论辩不休，但一般情况下他很少说话，因为他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他的整个形象让我肃然起敬。我心想：“他是一个思想家，一个英明的人，和这样一个人做朋友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为了彻底地征服我，他常常同我讲话，不用任何恭维我的字眼。他很少同我谈他自己、我或者我出的书。他并非没有主见，他说的每句话都相当正确。这正确和准确吸引了我。他的思想既不如元帅勋爵的那么高尚，也不如元帅勋爵的那么缜密，但是同样具有简单质朴的特点。因此，在这一方面，贝鲁代表着元帅先生。我并没有迷上他，但是他吸引了我，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这种敬佩之情逐渐发展成了友谊。在和他的交往中，我完全忘了当初我不愿和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说的话——我说，他太富有了。我相信那个时候我错了。我怀疑，一个人拥有巨额的财富，无论他是谁，都会真诚地喜欢我的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奉行者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少见到贝鲁先生，因为我从来不到讷沙泰尔去，而他一年也只到山里来看皮利上校一次。我为什么从来不到讷沙泰尔去呢？这是由于一个孩子气的原因，我索性把它说出来好了。
尽管在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下，我避免了在逃难时遇到迫害，但是我逃脱不了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对我的敌意。法国给了我打击以后，人们觉得不给我一点侮辱，就好像是没有品位似的：这些人害怕他们如果不照着迫害者的样子做，就会拂逆了迫害者的意志。讷沙泰尔的上层，也就是说这个镇上的牧师集团，推波助澜，首先发动邦议会来反对我。这次图谋失败以后，牧师们转而求助于市政当局，市政当局当即就下令禁了我的书，并且待我极不客气。他们想让我明白，就像他们所说的：如果我当初想要住在城里，人们也不会允许的。他们办的《信使》杂志，专栏中充斥着荒谬透顶和无聊伪善的话。尽管他们这种做法招致了头脑清醒人们的嘲笑，但还是煽动了民众起来反对我。听了这些话，我还是禁不住要感激他们让我住在莫蒂埃，那里不是他们的辖区。他们就差用品脱量空气给我呼吸了，还要我用高价来买。他们巴不得我感激他们对我的保护，实际上这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予我的，也是他们不断从中作梗想要从我手中剥夺走的。后来，他们发现无法得逞，就尽力损害我，尽其所能诋毁我，最后竟把他们的无能当作美德，吹嘘他们如何仁慈，容忍我住在他们的国土上。对此，我本来应该一笑而过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而是感到很生气，而且蠢到了打定主意不去讷沙泰尔的地步：我还把这个决心坚持了下来，将近两年没有到讷沙泰尔去。要是我介意他们的行动，简直是太瞧得起他们了。然而实际上，无论他们的行动或好或坏，他们都无须为此而负责，因为假如没有了幕后主使，他们就寸步难行了。此外，他们这些人缺乏教养、心胸狭窄，根本不知道尊重为何物，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地位、权力和金钱，根本不知道应该尊重人才，也根本不懂侮辱人才是不光彩的事情。
有个村长，因为徇私舞弊而撤职，曾经对特拉维尔谷地的警官、我的伊萨贝尔的丈夫说：“听说那个卢梭天资过人。把他给我带来，我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此。”当然，用这种口吻表示不满的人，是不会让他抱怨的对象感到苦恼的。
从我在巴黎、日内瓦、柏林和讷沙泰尔的遭遇来判断，我不指望此地的牧师能给我什么更周到的照顾。尽管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他也友好地接待了我；但是在这个地方，奉承之语随处可见，礼貌客气也代表不了什么。但是在我重新信奉新教，并在一个新教国家生活之后，如果我不参加我所信奉宗教的公开活动，就会违背我的誓言和我作为公民的职责，所以我要去领圣餐。另一方面，我担心自己走到圣体台，会招致侮辱性的拒绝；在我的事情被日内瓦议会和讷沙泰尔宗教界闹得沸沸扬扬之后，这些牧师们几乎不可能让我安静地去领圣餐了。领圣餐的时间临近了，我决定写信给蒙莫朗先生——这是那位牧师的名字——以此证明我的善意，并告诉他，我从心底里一直以来都是信仰新教的。同时我告诉他为了避免对于信条的争辩，我拒绝再听对这些教义作的任何专门的解释。这样办妥之后，我心里很平静，毫不怀疑蒙莫朗先生会拒绝我去，如果我拒绝做任何解释的话。这样一来事情就解决了，也没有人会来责备我。但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蒙莫朗先生亲自上门来告诉我，在我提出的那个前提下，他允许我去领圣餐，并且他和他的老教友都感到非常荣幸有我这样一个教友。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如此惊讶，也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欣慰。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世上，命运对于我来说是如此的悲惨，尤其是我身处逆境的时候。面对这么多的通缉和迫害，我可以满怀欣慰地对我说：“至少我是和教友们在一起的。”我去领了圣餐，内心非常激动，不禁潸然泪下。这也许是教徒去领圣餐时上帝最喜欢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