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坏蛋最终成功地说服原本脑子就不大好使的大使，不停地鼓动他做古董生意，诱骗他高价购买便宜货，让他大赔特赔。他们唆使他以双倍的价钱在伯伦塔河边租了一幢别墅，这两个人把多出来的钱和房东平分了。这座别墅的房间都照乡间流行的样式，嵌有马赛克，还用华美的大理石方柱和圆柱作为装饰。蒙太居先生让人在这些装饰品上镶上杉木板，他这样做的惟一的理由是，在巴黎，房间的护墙板都是这样的。出于类似的理由，在所有驻威尼斯的外国大使中，只有他一人禁止侍从佩剑和仆役执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许他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讨厌我吧，而惟一的原因就是我忠诚地为他服务。
对于他的冷漠、粗暴和虐待，只要我认为那是由他的坏脾气所带来的，而不是出于仇恨，我都能忍受下来。但是当我发现他已经作出打算，想剥夺我的忠诚服务所应得的报酬时，我就下定决心要辞职不干了。我第一次领受他的恶意，是在他宴请当时正在威尼斯逗留的摩德纳公爵及其家属的那一次。他告诉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在回答他时有些生气，但并没有发火。我说我每天都很荣幸地和大使一起用餐，如果公爵来了以后要求我不得同席的话，那么为了维护大使阁下的荣誉，我也不应该答应他的请求。“什么！”他怒气冲冲地说，“秘书连贵族都不是，却想和君王共餐？要知道我的贵族随员们都没有入席呢！”“是的，先生，”我反驳他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赋予了我高贵的地位，所以只要我在职一天，就比您的那些贵族或自称是贵族的随员们高一等，有些地方他们进不去，而我却能进去。您要知道，当您正式回国的时候，根据礼仪和自古以来的惯例，我必须穿着礼服紧跟在您的身后，还享有和您一起参加在圣·马克宫举行的宫廷宴会的荣耀。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我能参加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总督和威尼斯参议院的公开宴会，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参加款待摩德纳公爵的私人宴会呢？”尽管我的这个反驳将大使说得哑口无言，但是他却始终不愿意让步。不过，我们后来并没有为这件事再次争吵，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赴宴。
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寻找机会挑动我的怒火。他给我不公平的待遇，千方百计地要剥夺我的职位所应有的微不足道的特权，以便转给他那亲爱的维塔利。我肯定，如果他敢偷梁换柱，让维塔利顶替我去参议院的话，他是会那样做的。他通常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替他写私人书信，现在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跟奥利维船长有关的案件的陈述报告。报告里面对我只字不提，而实际上这个案子是我一手包办的。他甚至连随报告一起附上的笔录副本也不说是我写的，而说成是帕蒂才尔写的，实际上帕蒂才尔连半句话都没有问过。他想激怒我并讨好他的宠儿，却没有将我赶走的意思，他知道为我找个继任者并不像为福罗找个继任者那么容易。福罗早就已经将他的为人传扬开来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得意大利文的秘书，以便看懂威尼斯参议院的复文；这个秘书还要能为他撰写所有的公文，不要他操心什么就能为他处理事务；这个秘书还应该在为他忠实服务的同时，在他的那些可鄙的随员面前低三下四。因此，他既想留住我，又想改造我，他想让我远离我的祖国和他的祖国，并且没有盘缠回国。如果他做得更慎重一点的话，他的这个计谋几乎就成功了。但是维塔利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我早点滚蛋。维塔利如愿以偿了。当我看到自己在这儿白费气力，我为大使所作的贡献不仅得不到大使的感谢，反而招来他的敌视，如果继续留下来，除了在馆内生气和在馆外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外，得不到任何东西，况且他自己已经声名狼藉，再呆下去我受到的损失会比他能给我的好处要大得多，因此我决心请他允许我辞职，并为他寻找新的秘书留出了时间。他的答复是不置可否，一切还是照常行事。看到事情没有任何进展，而且他也并不出去物色新的秘书，我就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向他详细陈述了我辞职的理由，求他让自己的兄弟准许我辞职，并声明我无论如何不会再呆在那儿了。我等了一段时间，却没有任何回音。正当我开始感到难以忍受的时候，大使先生终于收到了他兄长的信。这封信肯定写得非常直白和尖锐，因为尽管大使先生一向好发脾气，但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像这一回这样大发雷霆，他先是破口大骂了一通，接着不知道说什么好，便指控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用嘲讽的口气问他是否真的以为能在整个威尼斯找出一个愿意出一个埃居来买这个密码的人。这个回答让他气得七窍生烟。他假装要把仆人叫过来，说是要将我从窗口扔出去。这时我仍然十分镇定，但他的这番威胁却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奔向门口，拉起插销将门反锁上，然后一步一顿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您的仆人不该参与进来，最好还是让我们两人私下解决这件事吧。”我的举动和态度立刻让他冷静下来，不过他还是流露出惊讶和不安的神情。我看到他的气消了，便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道了别。接着不等他回答，就开门走了出去，在他的仆人丛中，缓步走过前厅，这些人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我相信这些人是宁愿帮我对付他而不是帮他对付我的。我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径自走下楼去，离开了这座使馆，再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