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尔的父亲努力同他争论，劝说他，恳求他。
“不，爸爸；光是第四条（第四条（Article Four），英国国教公布39条，当牧师为教会服务的人，都须签字奉行这39条的规定。第四条说：“基督确是死后复生的，他重新有了身子、血肉、骨头，有了完美的人性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就不能赞同（其它的暂且不论），不能按照《宣言》的要求‘按照字面和语法上的意义’接受它；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做牧师，”安琪尔说。“关于宗教的问题，我的全部本能就是趋向于将它重新改造；让我引用你所喜爱的《希伯莱书》中的几句话吧，‘那些被震动的都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见《圣经·希伯莱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
他的父亲伤心无比，安琪尔见了心里感到非常难受。
“要是你不为上帝的光辉和荣耀服务，那么我和你母亲省吃俭用、吃苦受罪地供你上大学，还有什么用处呢?”他的父亲把这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可以用来为人类的光辉和荣耀服务啊，爸爸。”
如果安琪尔继续坚持下去，也许他就可以像两个哥哥一样去剑桥了。但是牧师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家庭传统，就是仅仅把剑桥这个学府当作进入教会的一块垫脚石；他心中的思想是那样根深蒂固，所以生性敏感的儿子开始觉得，他要再坚持下去就好像是侵吞了一笔委托财产，对不起他虔诚的父母，正如他的父亲暗示的那样，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节衣缩食，以便实现供养三个儿子接受同样教育的计划。
“我不上剑桥大学也行，”安琪尔后来说。“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我没有权利进剑桥大学。”
这场关键性的辩论结束了，它的影响不久也显现出来。多少年来，他进行了许多漫无边际的研究，尝试过多次杂乱无章的计划，进行过无数毫无系统的思考；开始对社会习俗和礼仪明显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越来越鄙夷地位、财富这种物质上的差别。在他看来，即使“古老世家”（使用近来故去的一个本地名人的字眼儿）也没有了香味，除非它的后人能有新的良好变化。为了使这种严酷单调的生活得到平衡，他就到伦敦去住，要看看伦敦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同时也为了从事一种职业或者生意在那儿进行锻炼，他在那儿遇上了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被她迷昏了头脑，差一点儿掉进她的陷阱，幸好他摆脱开了，没有因为这番经历吃了大亏。
他的幼年生活同乡村幽静生活的联系，使他对现代城市生活生出一种不可抑制的几乎是非理性的厌恶来，因此也使他同另一种成功隔离开来，使他既不愿从事精神方面的工作，也不愿立志追求一种世俗的职业。但是他不能不做一件工作；他已经虚度了许多年的宝贵光阴；后来认识了一个在殖民地务农而发达起来的朋友，因此他想到这也许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在殖民地，在美国，或者在国内务农——通过认真地学习务农，无论如何，在学会了这件事之后——也许务农是使他得到独立的一种职业，而不用牺牲他看得比可观的财产更为宝贵的东西，即精神自由。
因此，我们就看到安琪尔·克莱尔在二十六岁时来到泰波塞斯，做一个学习养牛的学徒，同时，因为附近找不到一个舒适的住处，所以他吃住都和奶牛场的老板在一起。他的房间是一个很大的阁楼，同整个牛奶房的长度一样长。奶酪间里有一架楼梯，只有从那儿才能上楼去，阁楼已经关闭了很长时间，他来了以后才把它打开作他的住处。克莱尔住在这儿，拥有大量空间，所有的人都睡了，奶牛场的人还听见他在那儿走来走去。阁楼的一头用帘子隔出了一部分，里面就是他的床铺，外面的部分则被布置成一个朴素的起居室。
起初他完全住在楼上，读了大量的书，弹一弹廉价买来的一架旧竖琴，在他感到心情苦恼无奈的时候，就说有一天他要在街上弹琴挣饭吃。可是后来不久，他就宁肯下楼到那间大饭厅里去体察人生，同老板、老板娘和男女工人一起吃饭了，所有这些人一起组成了一个生动的集体；因为只有很少的挤奶工人住在奶牛场里，但是同牛奶场老板一家吃饭的人倒有好几个。克莱尔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他同他的伙伴们的隔阂就越少，也愿意同他们多增加相互的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