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列文毫无戒备地说。一说完，他就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觉得既然他承认了这一点，那就证明他说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哥哥会怎样向他证明这一点，他不得而知，但他知道哥哥的论证肯定会非常合乎逻辑，于是就等着他的论证。
没想到哥哥的论证比列文预想的要简单得多。
“要是你承认它有好处，”科斯尼雪夫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可能不热爱和支持这项事业，不可能不愿意为它效力。”
“可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值得一做。”列文回答。
“什么？你刚才不是说……”
“我是说，我觉得这事不值得做，而且也做不了。”
“你试都没试，怎么知道呢？”
“那好，就算是这样吧，”列文说，虽然他根本就不这么认为，“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操这份心。”
“你什么意思？”
“不。既然我们把话说开了，你最好还是从哲学角度来给我解释一下。”列文说。
“我不明白这同哲学有什么关系。”科斯尼雪夫说。他说话的口气似乎表明他认为弟弟没有资格谈论哲学至少列文是这么理解的，这可把列文给激怒了。
“这正是同哲学有关的地方，”他激动地说，“我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个人幸福都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我作为贵族，看不出地方自治会有什么可以增进我福利的地方。路况不好，也不可能改善，但我的马还是能拉着我在崎岖的路面上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机构，也不需要地方官员，我从没找过他，也永远不会去找他。我不需要学校，而且刚才我也跟你说过，学校对我有害无益。我觉得地方自治会仅仅意味着每亩地要缴纳十八戈比税收，意味着我要进城，同臭虫睡在一起，听各式各样荒唐无聊、不堪入耳的话。我的个人利益绝对不会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听我说，”科斯尼雪夫微笑着打断列文的话，“我们为解放农奴而工作，并没有受到个人利益的驱动，可我们还不是照做不误？”
“不，不！”列文打断他的话，情绪越来越激动，“解放农奴完全是另一码事。这里面其实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想摆脱压在我们这些好人身上的束缚。可是，作为地方自治会的议员，就得讨论需要多少名清道夫，在城里铺设多少条下水管道，可我又不住在城里！还得去当陪审员，审判偷马的农民，一连坐上六个小时听原告和辩护律师喋喋不休说那些废话，听审判长问那个傻瓜艾力希卡：‘被告，有人指控你偷马，你认罪吗？’他却回答：‘你说什么呀？’”
列文说得忘乎所以，摹仿起法官和那个傻家伙艾力希卡的腔调来。他以为他的话都说到点子上了，但科斯尼雪夫却耸了耸肩膀。
“咳，你究竟想证明什么？”
“我只想证明，我会竭尽全力去维护那些同我和我的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当年宪兵来搜查我们学生，拆阅我们信件时，我就曾尽力捍卫我接受教育和享受自由的权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义，知道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弟兄和我自己的命运。我愿意讨论与我有关的事情。至于怎样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经费，怎样审判傻瓜艾力希卡，我不懂这些事，也不愿参与其中。”
列文滔滔不绝地说着，好像语言的堤坝决了口一样。科斯尼雪夫笑了起来。
“也许明天你就会被告上法院。难道你宁愿在从前的刑事法庭上受审吗？”
“我不会被人告上法院的。我不会杀人，所以永远也不会受审。所有这些地方自治机构，”他又扯到与当前话题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上去了，“就像圣灵降临节俄国人砍下来做装饰的桦树枝。人们效仿西欧的天然桦树林，把它插在地上。我却不会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相信它们会成林。”
科斯尼雪夫耸了耸肩，表示很惊讶他们的讨论怎么会扯到桦树枝头上去，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弟弟的意思。
“等等！要知道，你不能这样推理。”他说。但列文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个缺点（不关心公共福利），很想替自己辩解，他继续往下说：
“我想任何一种活动，倘若不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就不可能持久。这是个普遍的哲学原理。”他说，特别强调“哲学”这两个字，似乎表示他同别人一样有资格谈论哲学。
科斯尼雪夫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合乎自己喜好的哲学呢。”他想。
“你最好别谈什么哲学，”他说，“无论在什么时代，哲学的首要任务都是寻求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之间的必要联系。但现在问题不在这儿，我只想纠正你刚才论证时打的那个比方。桦树不是插的，而是播种和栽培的，必须细心种植才行。只有那些认识到他们制度当中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并加以珍惜的民族，才有未来，才有历史地位。”
科斯尼雪夫为了证明列文的观点错误，把谈话引向了列文所不能理解的哲学和历史范畴。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恕我直言，那只是出于我们俄国人的懒散和封建贵族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错误，将来会改正的。”
列文一言不发。他觉得自己被全线击溃了，虽然心里还是认为哥哥并没有理解他想说的话。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是他自己没说清楚，还是哥哥无法理解他，或者不想理解他，他弄不明白。但他没有深究，也没有回答，而且开始考虑一件完全与此无关的私事了。
科斯尼雪夫卷好最后一根钓鱼线，解下马，两人就一起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