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佩特罗夫，一位画家。”凯蒂红着脸答道。“那是他的妻子。”她又说，指了指安娜·帕夫罗夫娜。她一看到他们靠近就有意走开了，跟在一个沿小路奔跑的孩子后面。
“可怜人，他的脸长得多漂亮啊，”公爵说，“为什么你不过去呢？他似乎有话要对你说。”
“那好，我们就过去吧。”凯蒂果断地转过身去。“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她问佩特罗夫。
佩特罗夫扶着手杖站起来，怯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白得耀眼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着您的，公爵小姐。”他对凯蒂说。
说话间，他踉跄了一下。他又晃了一下身子，装成他是有意这样做的。
“我本来要去的，但瓦莲卡告诉我，安娜·帕夫罗夫娜派人来传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佩特罗夫脸涨得通红，立刻咳嗽起来，四下张望寻找他的妻子。“安妮塔！安妮塔！”他大声喊道，白皙颈脖上的青筋，像粗绳子般暴了出来。
“早上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罗夫娜勉强笑着说，态度和以前招呼凯蒂时很不同。“很高兴认识您，”她接着对公爵说，“大家早就盼着您了，公爵。”
“你让人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怎么回事？”画家哑声问道。他的嗓子不行，表达不出他想表达的意思，这就更让他生气了。
“哦，天啊！我以为我们不会去的。”他妻子恼火地说。
“怎么不去？什么时候……”他猛咳一阵，话都说不下去，做了个无助的手势。
公爵抬了抬帽子，同女儿一道走开了。
“咳，咳，”他深深地叹息，“可怜的人哪！”
“是的，爸爸，”凯蒂说，“你要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没有佣人，几乎没什么钱。他从美术学院得到一点救济。”她起劲地解释着，竭力压制由于安娜·帕夫罗夫娜对她态度发生奇怪变化而产生的激动情绪。“那就是斯达尔夫人。”凯蒂指着遮阳伞下面的一把轮椅说。轮椅上有个用枕头撑着、用灰色和淡蓝色布料包裹起来的东西。这就是斯达尔夫人。她身后站着一位替她推轮椅的相貌阴郁、身体壮硕的德国工人。她旁边还站着一位凯蒂知道名字的金发瑞典伯爵。几位病人在附近转悠，像看什么怪物一样打量着这位夫人。
公爵朝她走去。凯蒂立刻发觉，他眼里又闪现出那种使她不安的嘲讽光芒。他走到斯达尔夫人面前，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讲的精纯法语，极为礼貌和蔼地同她交谈起来。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为了感谢您对小女的厚爱，我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我来。”他说着，摘下帽子，没有再戴上。
“亚历山大·斯彻巴特斯基公爵。”斯达尔夫人说，抬起她天堂般圣洁的眼睛看着他。凯蒂从她的目光中发现一丝不悦。“很高兴。我非常喜欢您的女儿。”
“您还是身体不太好吗？”
“不好，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斯达尔夫人说，把瑞典伯爵介绍给了公爵。
“您没怎么变，”公爵说，“我有十年或十一年没有见您的福分了。”
“是啊，上帝带给我们苦难，也赐予我们忍受苦难的力量。这样子苟延残喘，我总是想起来就觉得奇怪……盖那边！”她暴躁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用一块格子花呢毯替她裹腿裹得不对。
“或许，是为了行善吧。”公爵双目含笑，说道。
“这不是由我们来判断的。”斯达尔夫人发现公爵脸上有种几乎难以觉察的神情，说道。“亲爱的伯爵，您会把那本书给我送来，对吗？非常感谢您。”她对着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到莫斯科上校站在一旁，叫了起来。他向斯达尔夫人鞠了个躬，带着女儿走开了，莫斯科上校也跟他们一道走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上校做出讽刺的样子说。斯达尔夫人不愿同他结交，使上校的自尊心大受伤害。
“还是老样子。”公爵说。
“公爵，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我的意思是，在她卧病在床之前？”
“是的，她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
“我听说她在床上躺了十年。”
“她不起来，是因为她腿太短，她身材难看得要命……”
“爸爸，不可能吧！”凯蒂叫起来。
“爱说闲话的人都这么说，我的心肝儿。你那位瓦莲卡可真够受的，”他又说，“哦，那些生病的太太！”
“哦，不，爸爸，”凯蒂激动地反驳道，“瓦莲卡爱她。此外，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你问谁！大家都认识她和阿琳·斯达尔。”
“也许是吧，”他用胳膊肘夹紧她的手臂，说，“但做了善事，随便问谁，谁都不知道，那就更好了。”
凯蒂沉默不语，并非她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她不想泄露内心的秘密，即便是对父亲。说来也怪，虽然她下定决心不顺从父亲的意见，也不让他进入自己的心灵圣地，但她还是觉得斯达尔夫人这一个月来在她心目中的神圣形象，不可挽回地消逝了，就像用被人弃置的衣服装扮成的人形，你一旦看清楚了衣服是怎么回事，那人形就不见了。凯蒂脑海里只剩下一个短腿女人的形象，她仅仅因为体形丑陋，就一直躺着。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没有给她盖好毯子，她就折磨她。凯蒂再怎么努力想象，也无法恢复先前对斯达尔夫人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