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太可怕了，”姨妈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聂赫留朵夫回答道。
“不，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姨妈说道，“据别人告诉我，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休息，是静养。地下工作者总是提心吊胆，物质匮乏，总是为自己、别人和事业忧虑重重；最后，当他被捕了，那这一切便结束了，一切责任都从他肩上卸下来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了。据别人告诉我，事实上他们被捕时还觉得高兴呢。不过，那些无辜的年轻人他们总是首先逮捕像丽达那样无辜的人对他们来说，第一次被捕对他们的打击确实很可怕。这倒不是因为失去了自由，食物很差，空气很坏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没有第一次被捕时对精神上的打击，那么即便这些苦难再增加两倍，也还是可以轻松忍受的。”
“莫非，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我坐过两次牢，”姨妈忧伤而温柔地笑着说道，“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我那时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了孕。尽管当时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都令我痛苦，不过只要比起我发现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一件东西时我心里的那种感觉，这些就都算不上一回事了。我想和我年幼的女儿告别，可是他们却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回答却是等我到了自会明白。我问我犯了什么罪，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当我受过审问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穿上编着号码的囚衣，把我押到一个带拱顶的走廊上，打开一扇门，把我推进牢房，然后锁上门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还有一个哨兵，扛着一把子弹上了膛的来福枪，在我门前走来走去，不时从门缝里朝里面张望一下我感到难过极了。当时最使我惊讶的一件事，是审问我的那个宪兵军官曾递给我一支香烟。可见他知道人是喜欢吸烟的，那么可见他也知道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知道母亲爱她们的孩子，孩子爱她们的母亲。那他们怎么能无情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当作一头野兽一样锁起来呢？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不生出恶果。任何曾经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的人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也会不再相信这些了。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狠了的。”她微笑着结束了她的话。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跑出去的那扇门里走进来，说丽达情绪很坏，不能再过来了。
“为什么要毁掉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呢？”姨妈说道，“让我特别难过的是，我不自觉地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愿上帝保佑，她在乡下会好起来的，”母亲说道，“我们准备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要不是您出力的话，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道，“谢谢您！不过我要同您见面却是因为，我想托您转交一封信给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过之后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给她，总之，您可以根据您的原则决定怎么做，”她说道，“信里并没有什么会危及安全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来，答应把它转交给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然后起身告辞，走了出去。他没有看信，把信口封上，决定按照委托转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