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监狱的路还很远，时间却已经不早了，于是聂赫留朵夫便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中年男子，相貌聪明而善良。马车走在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了指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瞧，他们在盖一座多么阔气的房子，”他说道，那副神气仿佛他和这座房子有什么关系，并为此感到骄傲似的。
那座房子确实很大，格局复杂，样式别致。用粗大的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的坚固的脚手架围绕着建筑物，一道薄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身上溅满石灰浆，在脚手架上像蚂蚁似的走来走去，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劈砖，有的在把沉甸甸的灰篓和泥桶提上去，再把空篓和空桶放下来。一个穿着讲究的胖绅士，大概是建筑师吧，站在脚手架旁，指着上面对一个包工头说着什么。包工头是个来自弗拉基米尔省的农民，毕恭毕敬地听着。大门口有些载着货物的大车从门里驶进来，有些空车从门里驶出去，都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经过。
“他们所有人，不管是做工的还是那些迫使他们做工的人，全都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尽管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还得在家里干着力不能胜的活，而他们的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因为饥饿而濒临死亡，像小老头似的微笑着，乱蹬着细腿，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而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而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房子，心里暗想。
“是的，这是一座荒唐的房子，”他把心里的想法说出口来。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不高兴地反驳道，“多亏了它老百姓才有活干；它可不荒唐！”
“可是这工作是没有用的。”
“它不会没有用的，否则造它干吗？”马车夫反驳道，“老百姓靠了它才有饭吃。”
聂赫留朵夫沉默不语了，特别是因为车轮发出辘辘的响声，说话很费力。
当他们来到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路拐到一条大路上时，谈话就方便了。马车夫便又同聂赫留朵夫闲谈起来。
“现在居然有这么多乡下人拥到城里来，太可怕了，”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指着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正迎面走来，背着锯子、斧子，穿着短皮袄，肩上系着口袋。
“莫非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道。
“多得多啦！今年到处都挤满了人，真是太可怕了。老板把乡下人像糠壳一样丢来丢去。到处都找不到工作。”
“怎么会这样呢？”
“人越来越多嘛，没地方容得下他们。”
“噢，那为什么人会越来越多呢？他们为什么不呆在乡下呢？”
“待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地呀。”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伤口被人触碰的人，觉得别人仿佛总是故意来碰他的痛处，但其实这只是因为只有痛的地方才会感觉到别人的触碰。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暗自想着。他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有多少土地，他自己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要离开乡下到城里来。
“我们平均每人有一俄亩地，老爷。我们家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我父亲和一个兄弟待在家里干农活，另一个兄弟服兵役去了。可是农活不多。所以我那个兄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那么你们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租地去？原来的那些地主老爷都已经把家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所有的地都抓在手里。你休想从他们手里租到土地，他们都自己经营土地。我们那儿有个法国人，统管一方，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全买了下来。他不肯出租土地，谁也没有办法。”
“那个法国人是谁？”
“那个法国人名叫杜弗尔，您也许听说过他。他在一家大剧院里给演员们做假发。那是个好买卖，所以他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地产全都买了下来。现在我们只好任由他摆布，他可以随意骑在我们头上。感谢老天爷，他本人倒还是个好人。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可是个母夜叉愿上帝保佑我们。她搜刮老百姓，可厉害了。好了，监狱到了。您要我驶到大门口吗？恐怕他们不会让我们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