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在小屋和门廊的两道门楣上又接连碰了两次头，这才来到街上。穿白衬衫和粉红色衬衫的两个孩子在门外等着他。另外有几个新来的人也凑到孩子们的身边来。几个抱孩子的女人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孩子头上戴着碎布小圆帽的瘦女人。这个女人手上抱着那个毫无血色的孩子，看上去毫不费力，那孩子干瘪的小脸一直在古怪地微笑，不停晃动着弯曲的大拇指。
聂赫留朵夫知道这种笑容是一种痛苦的表现。他便打听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阿尼霞，”稍大些的男孩说道。
聂赫留朵夫转向阿尼霞。
“你过得怎么样？”他问道，“你靠什么过活啊？”
“我过得怎么样？我在要饭呢，”阿尼霞说着哭了起来。
那个娃娃干瘪的小脸上浮起微笑，同时扭动着两条像蚯蚓一样细的腿。
聂赫留朵夫掏出皮夹子，给了这个女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他还没来得及走上两步，就有另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追上了他，然后又来了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们都说自己怎样穷苦，要求接济。聂赫留朵夫把皮夹子里的六十卢布小钞全都散发掉了，十分忧郁地回到管家的房间。
管家笑眯眯地迎接他，告诉他农民将在傍晚集合开会。聂赫留朵夫向他道了谢，径直走到花园里，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走来走去，思索着他刚才所看见的种种情景。
起初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但不一会儿，聂赫留朵夫听见管家房里传来两个愤怒女人的争吵声，此起彼伏，之后又夹杂着经常面带笑容的管家的声音。聂赫留朵夫倾听着。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而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还要扯下我脖子上的十字架？”一个女人的气愤声音说道。
“但它刚闯进去不久，”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我说，把它还给我吧。你折磨牲口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孩子还等着牛奶吃呢！”
“要么赔钱，要么用做工来抵偿，”管家说道。
聂赫留朵夫离开花园，来到门廊。门廊旁边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一个怀了孕，看样子快临盆了。管家站在门廊的台阶上，身上穿着帆布大衣，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两个村妇见到东家，就都不吭声了，开始整理头上的头巾；管家从他的口袋里抽出手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事情是这样的：据管家说，农民常常把他们的小牛甚至奶牛故意赶到东家的草场上来。现在，这两个女人家里的两头奶牛就在草场上被人捉住，并牵到院子里来了。管家要她们每个人赔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来抵偿。而两个农妇一再说，她们的奶牛是自己闯进来的；她们没有钱；即使要她们答应用做工来抵偿，她们也要求先立刻放还这两头奶牛，因为它们一早就饿着肚子站在太阳底下烤，现在正在那里悲惨地叫唤。
“我跟你们客客气气地说过多少次了，”笑容满面的管家说着回头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要请他做证人似的，“当你们中午把牛赶回家去的时候，一定得把它们看好。”
“我刚跑开去看看我的小家伙，那些畜生就走掉了。”
“你如果真看着它，它就不会走掉。”
“那么叫谁去喂小家伙呢？我想总不能要你去喂奶吧。要是奶牛真的踩坏了草场，那我也不会这么揪心了，可是它其实刚跑进去一小会儿，”另一个女人说道。
“整个草场都已经被踩坏了，”管家对聂赫留朵夫说道，“我要是不处分她们，将来就一点干草都没有了。”
“哎，不要再这样造孽了，我的牲口从来没有在那里被人捉住过。”怀孕的女人叫道。
“可现在捉住它了，你要么赔钱，要么做工。”
“好，我做工就是，可你现在快把牛放了，别把它饿死了！”她愤怒地嚷道，“我没日没夜地干。婆婆也病了。丈夫只知道灌酒。我一个人干着所有的事情，力气都用光了。你说‘做工’两个字时，怎么就不卡死你呢！”
聂赫留朵夫叫管家让两个女人把牛带走，自己回到花园里继续想心事，但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现在对他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一清二楚了，因此弄不懂像这样清楚的问题所有人怎么都没看出来，而他自己对这么明了的事情却也花了这样长的时间没有想明白。老百姓正在纷纷死亡。他们已经习惯了死亡，并形成了适应死亡这种情况的生活方式：儿童、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的妇女以及挨饿的人，尤其是老年人，经常会死去。于是老百姓逐渐落入这样一种局面：他们自己已经察觉不到生活的这种恐怖，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他十分清楚，他们赤贫的主要原因其实老百姓自己知道并经常指出，就是他们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霸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