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法院，聂赫留朵夫就在走廊里遇见了昨天的那个传达员，于是便问他已被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去看他们必须向谁申请。传达员告诉他被定罪的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而在他们接到他们最后形式的判决之前，能否获准探望他们取决于检察官是否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会亲自过来叫您，带您去找检察官。他甚至到现在还没有来。等审讯结束再说吧。现在先请进吧；我们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感谢了传达员的好意（这个传达员今天在他看来显得特别可怜），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当他走近那个房间时，其他的陪审员却正好要离开那里，到法庭里去。那个商人又吃过东西喝过酒了，还是和昨天一样快乐，像个老朋友一样和聂赫留朵夫打招呼。而今天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不拘礼仪和大笑声没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引起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聂赫留朵夫本想告诉全体陪审员他和昨天那个女犯人的关系。“按道理，”他想，“我昨天就应该在审讯的时候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状。”可是当他和其他的陪审员们一起走进法庭时，他看到同昨天一样的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了”的吆喝声，又是三个穿着绣花领制服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陪审员们在他们的高背椅上就座，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那幅沙皇像，又是那个司祭聂赫留朵夫这时感觉到，虽然他应该那样做，但今天和昨天一样，他还是将无法打破这庄严的气氛。
审讯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也还是和昨天一样，只是省掉了陪审团的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
今天法庭审理的是一起盗窃案。被告由两名手握出鞘军刀的宪兵看押着，是个瘦瘦的、身体单薄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一张苍白、菜色的脸，穿着一件灰色的囚袍。他独自一人坐在犯人席上，皱着眉头打量着每一个走进法庭的人。这个小伙子被控和一个同伙一起撬开了一个仓棚的锁，从里面偷走了几条总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旧的小地毯。根据起诉书，一名警察在这个小伙子和他的同伙经过的时候拦下了他，这名同伙当时肩上扛着这些小地毯。他们两人立刻认了罪，于是都被关了起来。这个小伙子的同伙是个钳工，死在了监狱里，因此现在就剩下这个小伙子一人受审。那些旧的小地毯现在正作为物证放在桌子上。
案件的审讯方式和昨天一模一样，还是那一整套证词啊，罪证啊，证人啊，宣誓啊，审问啊，专家鉴定啊，以及交互讯问。在回答庭长、检察官或者辩护律师向他提出的每个问题时，那名警察（证人之一）只是冒出这几个字：“是这样的”或者“说不清楚”。不过，尽管他显得呆头呆脑，表现得就像一台只是受着纪律操控的机器，但是他不大愿意讲述这名犯人被逮的情形还是很明显的。另一名证人是个年老的房产经营者，也是这些小地毯的所有人。很显然他是个易怒的小老头，当被问及那些地毯是不是他的时，他勉强回答说是他的。当助理检察官问他打算怎么处理这些地毯，它们对他有什么用时，他便生气了，回答说道：“鬼才要这些破地毯呢；我根本不想要它们。如果我早知道它们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我才不去找它们呢。我情愿倒贴十卢布，或者二十卢布也行，只要不被硬拉到这儿来回答这些烦死人的问题就好。光是坐马车我就已经花了差不多五卢布了。而且我的身体也不好。我正犯着疝气和风湿呢。”
这些便是证人们所说的话。被告本人招认了一切。他茫然地环视四周，就像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案情很清楚了，可是助理检察官像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旨在诱骗狡猾的罪犯上钩的精心设计的微妙问题。
在他的发言中，他证实这起盗窃是在一所住人的房子里发生的，而且门锁被撬开了，于是他辩称这个小伙子因此必须遭受严厉的惩罚。而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却坚持认为这起盗窃案不是在住人的房子里犯下的，因此，虽然这项罪行不可否认，但罪犯并非像助理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那么大的危害。庭长又像昨天一样扮演着完全客观公正的角色，并向陪审团解释和加深印象那些他们全都知道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的案情。和昨天一样，法庭又休了几次庭，大家又是出去抽烟，又是传达员高呼“开庭了”，两名宪兵便又手持出鞘的军刀看押着犯人，并竭力不让自己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