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令人感动的细节，先生，都与我们无关，”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粗野地打断他的话，“您必须作出书面答复和保证，而您在那里的罗曼史和悲剧性事儿，跟我们毫不相干。”
“唔，你真是……残忍……”尼科季姆·弗米奇喃喃地说，他坐到桌子旁边，也开始签署公文。他有点感到愧疚。
“您请写吧，”办事员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
“写什么？”他问道，不知怎的口气相当粗暴。
“我口授，您写。”
拉斯科尔尼科夫觉得，在他进行了一番自我表述之后，办事员开始对他更不客气，更加不屑一顾了，不过，奇怪的是——他突然觉得，无论谁的意见都一律无足轻重了，而这种变化不知怎的是在转眼之间、在一分钟里发生的。假如他愿意稍作思考，他定然就会感到惊讶，一分钟以前他怎么竟然那样和他们说话，甚至硬要以情动人？而这种情又从何而来呢？相反，假如现在挤坐在这个房间里的并非这两位局长，而是他的心心相印的朋友，他也看来找不出一句体贴的知心话来对他们说，他的心突然变得万念俱灰了。他突然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心里滋长着一种阴郁的情绪，痛苦地感到自己孤独到了极点，完全无依无靠。突然使他感到内心难受的，既非他在伊里亚·彼得罗维奇面前流露真情的卑劣，也非中尉对他那种洋洋得意的可鄙。啊，他自己的卑劣行径、这一切的傲慢自大，还有中尉、德国女人、追索欠款、办公室，等等，等等，这一切现在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此时他即使被判处火刑，那么他也会全然无动于衷，甚至未必会集中注意力听完宣判。他的内心出现了某种完全未曾体验过的、十分新鲜的、出乎意料的而且从未有过的变化。并非是他理解到，而是他分分明明地感觉到，全身心都感觉到，他不仅不能像刚才那样感情用事，而且甚至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向警察分局办公室里的这些人进行申诉了，即使他们都是他嫡亲的兄弟姐妹，而并非中尉警官，甚至无论他怎样走投无路，他也完全无须去向他们倾诉；在这一瞬间之前，他还从来不曾亲身体会过类似的奇怪而可怕的感觉。而且最令人痛苦不堪的是——这与其说是一种意识，一种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他迄今为止的生活中体会过的所有感觉中最为痛苦的一种感觉。
办事员开始向他口授在此情况下这种答复的通常格式，即本人无力偿还欠款，答应将于某时(随便写个日子)偿还，决不离开本市，既不变卖财产，也不将财产赠予他人，等等。
“啊，您不能写了，您连笔都握不住了，”办事员惊奇地凝视着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您病了？”
“对……头晕……请继续说!”
“已经完了，签字吧。”
办事员收起书面答复，又忙别人的事去了。
拉斯科尔尼科夫退还了笔，但他没有站起身来，离开此地，而是用两个胳膊肘撑住桌子，双手紧紧地抱住脑袋。似乎有人正在朝他的头顶钉一枚钉子。一个奇怪的想法突然溜进他的心里：立刻起身，走到尼科季姆·弗米奇面前，把昨天的事一五一十地全部讲给他听，决不遗漏一个细节，然后和他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把藏在墙角窟窿里的东西指给他看。这种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他已经站起身来，准备付诸行动了。“是否再考虑哪怕一分钟？”脑海里又掠过这样一个念头，“不，最好还是别再费神，赶快卸掉这副千斤重担吧!”但突然他又木偶般站着一动不动了：尼科季姆·弗米奇正在情绪激昂地同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谈话，飞进他耳里的是下面这些话:
“这绝不可能，两人都应释放。首先，一切都自相矛盾。您推想推想：如果这事是他们干的，那他们干吗还去叫看门人？是自己告发自己？或者是耍花招?不，真是这样，那可就狡猾透顶了!最后，大学生佩斯特里亚科夫进大门的时候，两个看门人和一个女人在门口看见过他：他和三个朋友走在一起，恰好在大门口跟他们分手，他曾当着朋友的面向看门人打听住址。喏，假如他心怀不轨，他会打听她的住址吗？而科赫，在去老太婆家之前，在楼下一个银匠那里坐了半个小时，正好八点差一刻才离开他家，上楼去找老太婆。现在，您想想看……”
“不过，请问，他们的自相矛盾是怎么出现的呢：他们自己深信不疑地供称，他们敲过门，而门是扣着的，可是三分钟后，等他们和看门人一起上去时，门却开着了，门怎么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