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外之册。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
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捬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
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开之助，不先破、开，则先零未可图也。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以书敕让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卬将胡越佽飞射士、步兵二校，益将军兵。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充国既得让，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臣窃见骑都尉安国前幸赐书，择羌人可使使，谕告以大军当至，汉不诛，以解其谋。恩泽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已，故遣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开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此羌之首帅名王）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释有罪，诛亡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敦煌、酒泉寇，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着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浸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