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和《中庸》原是“十三经”之一《礼记》中的两篇。从汉代开始，印度的佛教传入我国，到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对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唐代著名的学者韩愈为了反对佛教，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抨击佛教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处世原则。李翱也抬出《中庸》的学说，与佛教抗衡。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提高到与“六经”同等的地位。
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学术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及中和的处世原则进一步受到重视。程颐就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於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继承并大大发展了程颐的思想，首次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还倾注大半生的心血，作《四书章句集注》，直到垂暮之年，仍在改定《大学·诚意章句》。通过朱熹的努力，“四书”的经典地位逐步确立起来。从此以后，“四书”开始风行。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四书”更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明永乐年间，官修《四书大全》，并颁行天下，作为士子的标准读物。科举考试又以它为出题的依据，并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答案。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都曾亲自抬高“四书”的地位。
从此以后，“四书”成为中国民间最普通的读本，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700多年的读书人。尤其是《大学》《中庸》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以“至诚”为中心的一系列思想和原则，更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处世的宗旨。
关于《大学》的作者，按传统的说法是曾参。曾参，即曾子，字子與，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05年（小孔子46岁），死于公元前436年。他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曾参一生学习非常勤奋，致力于对孔子忠孝仁义的学习，尤其重视孝道。日常生活中，特别讲求对人进行“诚信”的品德教育。一次，其妻允诺儿子赶集回来后杀猪给他吃，但后来又舍不得杀，还说是与小孩闹得好玩。曾子知道后，狠狠训斥妻子道：“你这是教儿子欺骗人。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相信母亲，这怎么能教育好儿子呢！”说完，亲自杀猪以兑现诺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那什么是“大学”呢？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四书章句集注》）在周代，贵族子弟从八岁开始进入小学学习，主要学一些基本的文化礼乐和射御武艺等。到了十五岁，就进入大学（古时称太学）学习，这时候学习的内容就深多了，主要是学习修身、治理社会的知识和培养处理政事的能力。所以，汉代的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可以为政也。”
《大学》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大学》全书共十一章，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第一章称为“经”，有205个字。按朱熹的说法，这一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所以处于神圣的“经”的地位。以下十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有1546个字。所谓“传”，就是专门解释和生发“经”的含义。
《大学》通篇大意，一言以蔽之，即阐释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修己治人之道。人们通常把《大学》所构建的道德修养体系，称为“三纲八目”。
《大学》一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在注释中把这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人们通过后天的道德学习和修养，努力恢复人天生向善的本性，找回自我。“在亲民”，就是人们不仅要自己修养好道德品性，而且要把这种精神运用到社会群体之中，使天下万民都能够同心向善。“止于至善”，就是人们通过道德的学习和修养，达到一种理想的人格精神境界，也就是最高的道德目标。
所谓“八条目”，就是为了实现“三纲领”的具体实践步骤。“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一般把这八个步骤分为两大方面，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自我内在的修养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在的道德实践功夫。同时，又可以把“修身”看成是由内在修养过渡到外在实践的舟楫。“格物”，就是对自然外界进行研究的意思。“致知”，就是通过“格物”而获得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诚意”，就是内心要诚实，不要自我欺骗，尤其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更要诚实。“正心”，就是要摈弃外界干扰和不良情绪的影响，使“心”能发挥辨知事物的功能，也就是要做到专心致志、集中精神。这四条，就是自我道德进修的阶梯。做好了这四条，也就达到了“修身”的目的。“齐家”，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族和家庭，才能管理好整个社会；反过来说，不能治理好家庭，就不能治理好社会。“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外在努力的最高目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常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激励自己，这也是从“八条目”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