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所有入主汉族人民居住区的少数族贵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注意拉拢中原的汉族大地主来辅助他们进行统治。鲜卑拓跋氏贵族也不例外。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失败后，鲜卑贵族拓跋队386年乘机建立的北魏政权，就是靠汉族大地主给他出谋划策，他以后的继位者都莫不如此。
北魏前期的统治除了上面这个特点明显以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带有明显的野蛮性和落后性。北魏统治者对被征服的各族军民实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或让他们充当奴隶和贱民。经常发动掠夺战争，把军费都摊到人民头上。在战争中，把汉人和其他族人民驱赶在前，充当“肉篱”，公开对敌国表示，你们尽可杀死他们，杀死了正好减少我的“贼”，对我“无不利”（拓跋焘语）。他们刑罚严酷，不给各级官吏俸禄，“唯取给于民”，因此贪污受贿成为合法行为。
北魏前期的残酷野蛮统治，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公元446年，关中的盖吴联络汉、氐、羌族人民起义，威胁长安。北魏太武帝被迫“御驾亲征”，花了很多力量，才把起义镇压下去。以后起义不断。有一次北魏文成帝带兵镇压河北的农民起义，把十五岁以上的农民全部杀死，十五以下的孩子当作奴隶分赐群臣。
北魏政府拉拢的汉族大地主，他们与北魏统治者也有矛盾。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独享剥削果实，相对地就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缓和各族人民的反抗，也为了同大地主争夺劳动力和剥削果实，到了北魏中期，孝文帝统治时，他的祖母冯太后和他本人主持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时间较长，内容较多，而且比较成功。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颁行俸禄制。前面说过，官吏不给俸禄，他们靠搜刮百姓获得收入来源。俸禄制执行后，官吏贪赃绢一匹者处死，后来处死贪官四十多人。
于485年颁行的均田制和次年颁行的三长制对北魏政权的巩固作用最大。当时因为战乱，人口流散，田园荒芜，豪强乘机占地，而贫弱者无地可耕。又由于外流户增多，产权问题经常争论不断。政府财政收入不能保证，所以颁布均田令。
均田制规定：丁男可以向政府领受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种植谷物。当时，土地每年要轮休，所以丁男丁女实际的受田数都加一倍。此外，丁男给桑田二十亩。农民年老或死亡，露田还给政府，桑田作为个人的“永业”，即可以不还，传给子孙后代。在均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是：一夫一妇纳租粟二石；纳调帛一匹，产麻的地方纳调布一匹。男子另服徭役和兵役。
三长法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各设“长”，合起来称为三长。三长的任务是检查户口、征收租税、征发徭役和兵役等。推行的目的是，严密管制人民，使政府增加收入。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执行比较彻底和普遍。当时的匈奴、高车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边远的地区都执行了这两个制度。北魏把均田、三长和租调结合起来，三长是推行均田的必要条件，均田又反过来可以帮助“苞荫户”摆脱“宗主”的控制而成为国家的编户，租调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主持继续改革。主要为了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和解决粮食问题。公元494年，孝文帝把首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495年，为了消除当时严重的统治阶级间的种族隔阂以有效地统治人民，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并允许与汉人通婚。他自己把拓跋氏改为元氏，不叫拓跋宏而叫元宏。改革鲜卑旧俗，这是孝文帝彻底推行汉化的措施。公元499年（太和十八年），下令鲜卑人一律改穿汉族服装。次年下令禁说鲜卑语，“正音”全说汉语。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如果不说汉语，就要降官黜爵。接着又规定迁洛的鲜卑人死葬洛阳，不准迁葬代北。
孝文帝的改革不断遭到鲜卑贵族中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史称这些人“雅爱本风，不达新式”，对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孝文帝的太子元恂就以过不惯洛阳的生活为理由，轻骑逃回代北。后来，鲜卑贵族元老穆泰、陆睿等也在平城发动叛变，结果都被孝文帝镇压下去。
孝文帝改革的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加速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不仅使北魏进入鼎盛时期，而且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