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阿尔贝说道，“是她。”
“她?谁?”
“是她，埃黛。”
“谁告诉您的?”
“嗨!我是猜的。不过您往下说吧，博尚，说吧。您看，我不但镇定自若，而且也很坚强。事情也快说到结尾部分了吧?”
“莫瑟夫先生神色惊惶地朝那女子望了一眼，”博尚接着说道，“对他来说，那张唇红齿白的嘴说出的话，无异于宣判他是生或是死。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这倒是一件出人意外，鲜为人知的轶事了，至于莫瑟夫先生个人得救与否，反倒成了听证这件大事的陪衬了。主席给那年轻女子指了座，但这女子只点了点头，示意说她还是站着的好。至于伯爵，他已一下瘫倒在自己的椅子里，显然他已两腿发软，再也站不住了。
“‘夫人，’主席说道，‘您写信向本委员会表示可以提供艾奥尼纳事件的有关情况，您并声称是亲眼目睹该事件的证人。’
“‘我的确是见证人，’这位不知其名的女子回答道，她说话的声音凄楚动人，而且清越婉转，富有东方语言特有的韵味。
“‘但是，’主席接着说，‘恕我直言，那时您还是个年幼的孩子。’
“‘那时我4岁，但是这些事对我来说非同小可，所以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任何细节都不会忘掉。’
“‘为什么这些事对您如此重要?请问您是什么人，这场大祸竟然使您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的生死与这件事直接有关，’女郎回答道，‘我是埃黛，艾奥尼纳总督阿里—特伯兰是我父亲，总督的宠姬瓦齐丽姬是我母亲。’
“姑娘双颊泛起一道红晕，既透出她的谦逊，也显示了她心中的自豪，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她那气概不凡的身世表白给委员们留下的印象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这时如果霹雳从天而降，在伯爵脚下劈成一个万丈深渊，伯爵也未必会显得如此失魂落魄。
“‘夫人，’主席恭敬地一鞠躬，然后说道，‘请允许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我之所以提问，这并非出于怀疑，而且这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能否出示证据。以证明您的话完全属实?’
“‘我可以出示证据，先生，’埃黛说道，一边从她的面纱下拿出一只馨香馥郁的缎子小口袋，‘这是我的出生证书，由我父亲亲笔撰写，并由总督府几位大臣联合签名作证；这是与我出生证书同时办的我的洗礼证书，我父亲准允我自幼信奉我母亲信奉的宗教，洗礼证书上盖有马其顿和埃皮鲁斯首席主教的印章。另外，这份证书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份文书，这是那位法籍军官把我本人以及我母亲卖给一个名叫艾尔—科比尔的亚美尼亚商人时立的卖身文契，那位法籍军官同土耳其宫廷达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于是把他恩主的妻女当作战利品窃为己有，后又卖给奴隶贩子，换取2000袋钱币，差不多等于40万法郎。’
“会议厅里肃穆凄凉，委员们悄然无声地听着这令人发指的控诉，而莫瑟夫伯爵一听到这些话，脸色变得铁青，两眼通红布满了血丝。埃黛的神色一直非常平静，但是这样的平静比有些人的怒火更令人生畏。她把那份阿拉伯文的卖身文契呈交给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已经考虑到出示的文件有些可能是阿拉伯文，现代希腊文或是土耳其文，因此事先通知了贵族院的译员到会，这时委员会把译员叫进会议厅。一位品格高尚的议员懂阿拉伯文，因为当初在那场卓越的埃及战役指1798年拿破仑率领万余人出征埃及。期间他学习过，这时他也在旁边看着那份写在上等羔皮纸上的文契，以监视翻译是否准确。译员译道：
我，艾尔—科比尔，奴隶贩卖商兼皇帝陛下后宫供货商，今确认代至尊的皇帝收欧洲贵族基督山伯爵的翡翠一颗。此翡翠值两千袋钱币，为一名幼奴之赎金。幼奴为基督教徒，年仅12岁，名叫埃黛，其父为已故艾奥尼纳总督阿里—特伯兰老爷，其母为阿里—特伯兰之宠姬瓦齐丽姬。此女及其母亲系我7年前买下，但其母一到君士坦丁堡即亡故。原卖主为阿里—特伯兰麾下一名欧洲上校，名叫费尔南·蒙德戈。当初我受命于陛下，并为陛下以1000袋钱币买下此母女二人。
本契约经陛下恩准，伊斯兰教历纪元1247年立于君士坦丁堡。
立约人 艾尔—科比尔
为防伪造，本契约应加盖御玺，以示昭信。此事由买主负责办理。
“奴隶贩子的签名边上果然盖有那位至尊的皇帝的大印。
“读完后又向全体委员展示了这份文契，之后会议厅里一片寂静，不禁令人生畏。伯爵已是身不由己，两眼仿佛燃烧似地变得血红，只是怔怔地望着埃黛。‘夫人，’委员会主席说道，‘委员会能否向基督山伯爵进行调查?我想他是和您同在巴黎的吧。’
“‘先生，’埃黛回答道，‘我的再生之父基督山伯爵已在三天前动身去诺曼底了。’
“‘那么，夫人，’主席说道，‘是谁劝您来作证的呢?当然，本委员会对您来作证深表感谢。另外，鉴于您的身世和您所蒙受的不幸，您自己来本委员会作证也在情理之中。’
“‘先生，’埃黛回答道，‘我来作证完全出于我对天神的崇敬和我自身的切肤之痛。但愿上帝宽恕我，我虽然是一名基督教徒，但我时时刻刻总想着为我显赫的父亲报仇雪恨。从我踏上法国国土，并知道这个叛徒就住巴黎以来，我的眼睛和耳朵日夜警觉着。我在我那位高尚的保护人的寓所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是我之所以这样生活，因为我喜欢幽冥和寂静，这样我就可以在沉思冥想中度过我的岁月。但是基督山伯爵先生像慈父一般对我爱护备至，而且社会生活的情况我无一不知，但是我听到的只是从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声音。所有的报纸我都能读到，各种各样的纪念册人家都会寄给我，各种各样的乐曲我也都能收集到。对别人的生活我决不去随波逐流，但是我却时刻注意着，所以我知道贵族院今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情，我也知道贵族院今天晚上又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我给听证委员会写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