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泰斯受尽了那些被遗忘在狱中的囚徒所经受的各种痛苦。
最初他很傲慢，这是希望和自知无罪的结果。然后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无辜，这又多少说明司令官认为他神经错乱不无道理。最后他从傲慢顶峰一落千丈，开始祈求，但还没有向上帝，而只是向人祈求，因为上帝是最后的救星。不幸的人本应该一开始便祈求上帝，但实际上却是在一切希望都泯灭之后才寄希望于上帝。
唐泰斯于是祈求监狱发善心，把他从现在的黑牢调到别的牢里去，哪怕是更深更黑的牢也是好的，因为调一次牢，就算是越调越糟糕，那终究是调换牢房，也可以给唐泰斯几天排遣烦闷的时间。他祈求监狱给他放风，给他透透空气，给他书看和乐器玩。但什么都没有准，不过没有关系，他照样要求他的。新来的看守尽量不说话，比原来那个还懒得张嘴，但是唐泰斯总是跟他说话，因为跟人说话，就算是哑巴，总还是一种乐趣。唐泰斯说话是想听自己讲话的声音，他也试过一人自言自语，可他反而吓坏了。
入狱以前，唐泰斯觉得一群犯人都关在一个牢里十分可怕，什么流浪汉，什么偷盗犯，什么杀人凶手，全都是无耻之徒，他们在一起必然是逞性妄为，朋比为奸，可现在他希望自己也关在这种牢房里，可以看到别的脸孔，而不总是看守那张一声不吭的冷面孔。他羡慕那些身穿号衣，脚戴镣铐，肩上打了烙印的苦役犯。至少，苦役犯能凑在一起，能吸到大自然的空气，见到天空，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一天他恳求看守替他向监狱申请调一个犯人来与他作伴，什么人都可以，即使是他听说过的那个疯长老也行。看守表面上非常冷酷，但实际上还是有点人性，脸上虽然什么也不流露，心里却常常同情这犯人，年纪轻轻的倒了大霉，受到这样严厉的监禁。他把34号的请求向司令官作了汇报。可是司令官慎重得像个政治家，竟以为唐泰斯是想纠集犯人策划什么阴谋，先给自己找个帮手然后好图谋越狱，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
在人的圈子里，唐泰斯已是山穷水尽了，于是，他转向上帝。我们已经说过，这是迟早会有的事。人间早已洒落各种各样虔诚的思想，但是不幸的人只是在被命运压垮的时候才会捡起，也就在这个时候，唐泰斯的神志清醒起来。他想起了母亲教会他的祷告，体会到了过去一直不懂的意思，因为人在顺利的时候，祷告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凑合成的拼盘，直到某一天，人在逆境中祈求上帝，痛苦才会告诉他这些话是多么高尚。于是唐泰斯祈祷了，但不是出于虔诚，而是出于愤恨，祷告的话说得很响，他已经不再怕听自己的说话声了。这时他变得恍恍惚惚，每说一个字都能看到上帝的光辉。他向万能的上帝述说了自己碌碌无为一生中的桩桩事情，他在思索前事留下的教训，也在设想以后要做的事情。每一次祷告末了，他都会表示自己的心愿，而通常这种心愿，在人求人时要比人求上帝时易于启齿——宽恕我们的罪恶吧，我们也会宽恕有负于我们的人。热忱的祷告也做了，但是唐泰斯依然做他的囚犯。
这时他情绪非常阴郁，只见眼前愁云密布。唐泰斯这个人很单纯，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往事种种，在他眼里都蒙上了一层幕纱，只有科学才能揭开。他囹圄于黑牢，孤独一人，思想又极度贫乏，决不可能重新构筑那消逝的岁月，复活那些消亡的国家。古代的城市一经想象，更显得崔巍而富有诗意，放眼望去，都是那么宏大壮观，而且在灿烂的天空下光彩夺目，仿佛都是约翰·马丁英国画家(1789—1854)画笔下的幅幅巴比伦图，然而唐泰斯决不能把这些古城再现。他回首往事，却是这样的短暂；注视现在，却是这样惨淡；展望未来，又是这样朦胧。难道那19年的光阴竟要在这无穷尽的黑夜中无休止地回味品尝吗?没有任何排遣可帮他解愁，而他精神旺盛，要是能在历史的岁月中振翅翱翔该有多好，然而他的思想却同笼中鹰隼一般被束缚住了。他脑中萦回的只有一个念头：他那被闻所未闻的厄运所不明不白毁灭了的幸福。他在拼命地想，从各个方面翻来覆去地琢磨，又像但丁描绘的地狱中残忍的乌格兰吞食罗杰大主教头颅一样，把这一念头一口吞下。唐泰斯曾有过权力信念，但转瞬即逝，别人是在获取成功之后放弃这一信念，而他则始终是一无所获。
苦行僧一般的磨砺不成之后便是气涌如山了。爱德蒙破口大骂，亵渎神明，吓得看守望而却步。他又用自己的身体撞牢墙，愤怒责骂四周的一切，尤其是骂他自己。任何细小的东西，即便是一粒沙子，一根干草秆，一丝小风，他只要看不顺眼便骂骂咧咧。这时，维尔福给他看过，他自己也从头至尾读过，用手摸过的告密信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了，一行一行似乎都是用火红的字写在墙上，仿佛是伯沙撒巴比伦摄政王，公元前539年被西鲁斯杀死。伯沙撒一次大宴群臣时，突然看到墙上出现“算、称、分”三个字，说明上帝计算了他在位期限，称量了他的分量，他的王国最后将被分割。他对自己说，把他投进现在这深渊的，不是上帝的报应，而是人的仇恨。他不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只是任凭自己狂热的想象，用一切酷刑来诅咒他们，又觉得对这些人来说，最可怕的毒刑也是太温和，太短暂了，因为，用刑之后人就死了，而死亡不说是安息，至少是近似安息的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