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管事的好像哨兵似的给耿太太守卫着，说大先生没有出来。于是耿太太才喃喃地念起经来。一边念着经，一边哭着，哭了一会，忘记了把声音渐渐地放大起来，老管事的在一旁说：
“小心大先生听见，小点声吧。”
耿太太又勉强着把哭声收回去，以致那喉咙里边像有什么在横着似的，时时起着咯咯的响声。
把经念完了，耿太太昏迷迷地往屋里走，哪想到大先生就在玻璃窗里边站着。她想这事情的原委，已经被他看破，所以当他一问：“你在做什么？”她就把实况说了出来：
“咱们的孩子被中国人打死了。”
耿大先生说：
“胡说。”
于是，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来，看了半夜，满纸都是日本人的挑拨离间，却看不出中国人会打中国人来。
直到鸡叫天明，耿大先生伏在案上，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
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五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就是那有时昏迷，有时清醒的病。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他说：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他说：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那样的信不知写了多少了，只写信封，而不写内容的。
信封上总是写：
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收父字这信不知道他要寄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
“你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给我带去。”
无管什么人上街，若让他看见，他就要带一封信去。
医生来了，一进屋，皮包还没有放下，他就对医生说：
“请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住在最末的一间房子的后间里，前边罩着窗帘，后边上着风窗。
晴天时，太阳在窗帘的外边，那屋子是昏黄的；阴天时，那屋子是发灰色的。那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高大的暖墙，在一边站着，那暖墙是用白净的凸花的瓷砖砌的。其余别的东西都已经搬出去了，只有这暖墙是无法可搬的，只好站在那里让耿大先生迟迟的看来看去。他好像不认识这东西，不知道这东西的性质，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用手去抚摸。
家里的人看了这情形很是害怕，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开了，不然他就样样的细细地研究，灯台、茶碗、盘子，帽盒子，他都拿在手里观摩。
现在都搬走了，只剩了这暖墙不能搬了。他就细细地用手指摸着这暖墙上的花纹。他说：
“怕这也是日本货吧！”
耿大先生一天很无聊的过着日子。
窗帘整天的上着，昏昏暗暗的，他的生活与世隔离了。
他的小屋虽然安静，但外边的声音也还是可以听得到的。外边狗叫，或是有脚步声，他就说：
“让我出去看看，有人来了。”
或是：
“有人来了，让他给我带一封信去。”
若有人阻止了他，他也就不动了；旁边若没有人，他会开门就经过耿太太的卧房，再经过客厅就出去的。
有一天日本东亚什么什么协进会的干事，一个日本人到家里了，要与耿大先生谈什么事情，因为他也是协进会的董事。
这一天，可把耿太太吓坏了。
“上街去了。”说完了，自己的脸色就变白了。
因为一时着急说错了，假若那日本人听说若是他病在家里不见，这不是被看破了实情，无私也有弊了。
于是大家商量着，把耿大先生又给换了一个住处。这房间又小又冷，原来是个小偏房，是个使女住的。屋里没有壁炉，也没有暖墙，只生了一个炭火盆取暖。因为这房子在所有的房子的背后，或者更周密一些。
但是并不，有一天医生来到家里给耿大先生诊病。正在客厅里谈着，说耿大先生的病没有见什么好，可也没有见坏。
正这时候，掀开门帘，耿大先生进来了，手里拿了一封信说：“我好了，我好了。请把这一封信给我带去。”
耿太太吓慌了，这假若是日本人在，便糟了。于是又把耿大先生换了一个地方。这回更荒凉了，把他放在花园的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
那凉亭子的四角都像和尚庙似的挂着小钟，半夜里有风吹来，发出叮叮的响声。耿大先生清醒的时候，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