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
“瞧，这家伙，又是一个差半车麦秸！”
在我们的游击队里，近来最喜欢把别人叫“差半车麦秸”。有时我们问队长要烟吸，如果队长把烟卷藏在腰包里不肯拿出来，我们就向他叫道：“喂，队长，差半车麦秸！”当着别人面前猛不防打个喷嚏，鼻涕从鼻孔窜出来，你随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擤下来抹在鞋底上，别人就会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车麦秸！”我们全队的人没有一个不长虱子。平常不论虱子在身上怎样的爬呀，咬呀，我们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里边捏死一个两个。到我们真正休息的时候，也就是说到我们能够安心睡觉的时候，我们决不放弃歼灭“敌人”的机会。我们的两大敌人是：“鬼子和虱子。”在“歼灭战”开始的时候，我们照例围绕着一堆烈火，把内衣脱下来在火头上烤着，抖着。我们的“敌人”像炒焦的芝麻似的一个个的肚子膨胀起来，落到火里。火里哔哔剥剥的响着爆裂声，腾起来一股难闻的气息。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为胜利而快活得乱蹦乱跳，互相打着，推着，还互相叫着：“差半车麦秸，格崩，格崩，用牙咬呀！”总之，我们用“差半车麦秸”这个词儿来取笑别人的机会非常多，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们称做“差半车麦秸”。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词儿广泛的引用着，并不顾到它是否恰当。当我们叫出这词儿的时候，并不含一点恶意，只不过觉得这样一叫就怪开心罢了。假若在我们队里没有这一个宝贝词儿，生活也许会像冬天的山色一样的枯燥无味。
虽然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绰号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车麦秸”他本人却早就离开我们的队伍了。
他是一个顶有趣的庄稼人。从他入伍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做了我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担架上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走了以后，我们不断的谈着他，想念着他。队长保存他的那支小烟袋，像保存爱人的情书似的，珍惜的不肯让别人拿去。当“差半车麦秸”还没有挂彩的时候，一天到晚他总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锅里有烟没烟。有时候他一个人离开屋子，慢屯屯的走到村边，蹲在一棵小树下面，皱着眉头，眼睛茫然的望着面前的原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长的时候把两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嗒一咂，就有两缕灰色的轻烟从鼻孔里呼了出来。同志们有谁走到他的跟前问他：“嗨，差半车麦秸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黄脸老婆哩？”于是“差半车麦秸”的脸皮微微的红了起来。“怎么不是呢？”他说，“没有听队长说俺的屋里人跟小孩子到哪儿啦？”在“差半车麦秸”看来，我们的队长是一个万能的人物，无论什么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子的下落告诉他，不过是怕他偷跑罢了。有时候“差半车麦秸”并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望着田里说：
“你看这地里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然后再把下边的话和着烟雾吐出来：“平稳年头，人能安安生生的做活，好好的地里哪能会长这么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边挪了几步，从地里捏起来一小块土圪В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土圪捻碎，细细的看一看，拿近鼻尖闻一闻，再放一点到舌头尖上品品滋味，然后他把头垂下去轻轻的点几点，喃喃的说：
“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差半车麦秸”在游击队里始终连一句歌子也没有学会。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惹得一个同志把眼泪都笑出来，以后他就永远不再开口了。当我们大家唱歌的时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微笑着，两只网满血丝的眼睛滴溜溜的跟随着我们的嘴巴乱动。无论在高兴或苦闷的时候，在平常的行军或放心休息的时候，他最爱用悲凉的声调，反复的唱着两句简单的戏词，这戏词是他从做小孩子时候就学会了的：
有寡人出京来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风……
他的小烟袋正像他本人一样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见了他的小烟袋，就不由的想起来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个寒冷的黄昏，忽然全队的弟兄们兴奋得发狂一般的呐喊着跳到天井里，把一个新捕到的汉奸同队长密密的围了起来。汉奸两只手背绑着，脸黄得没一丝血色，两条腿颤抖得几乎站立不住。他的脖颈后插一把旧镰刀，腰里插一根小烟袋，头上戴一顶古铜色的破毡帽。队长手里拿着一面从汉奸身上搜出来的太阳旗，他的表情严肃得像一尊铁人。同志们疯狂的叫着：
“他妈的打扮得多像庄稼人！”
“枪毙他！枪毙汉奸呀！”
不知谁猛的照汉奸屁股上踢了一脚，汉奸打了个前栽，像患瘫痪症似的顺势跪倒在队长面前。这意外的结果使同志们很觉失望，开始平静下来。有人低声的讥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