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倪焕之，便是那更了解革命意义的王乐山，也并没表现出他做了怎样推进时代的工作。关于王乐山的描写，用的都是侧笔；我们隐约可以推求他的活动，只是不能得到正面的更深切的印象。
七
这便是我所见的《倪焕之》的时代性的分析。我猜想来，大概有许多人因此而不满意这部小说。但在目前这样的时代，在落后的东方，我们便盼望有怎样了不得的伟大作品，岂不是等于“见卵而求时夜”？在目前许多作者还是仅仅根据了一点耳食的社会科学常识或是辩证法，便自负不凡地写他们所谓富有革命情绪的“即兴小说”的时候，像《倪焕之》那样的“扛鼎”的工作，即使有多少缺点，该也是值得赞美的罢！
“五卅”时代以后，或是“第四期的前夜”的新文学，而要有灿烂的成绩，必然地须先求内容与外形——即思想与技巧，两方面之均衡的发展与成熟。作家们应该觉悟到一点点耳食来的社会科学常识是不够的，也应该觉悟到仅仅用群众大会时煽动的热情的口吻来做小说是不行的。准备献身于新文艺的人须先准备好一个有组织力，判断力，能够观察分析的头脑，而不是仅仅准备好一个被动的传声的喇叭；他须先的确能够自己去分析群众的噪音，静聆地下泉的滴响，然后组织成小说中人物的意识；他应该刻苦地磨练他的技术，应该拣自己最熟习的事来描写。去年我做了一篇随笔《从牯岭到东京》，曾经指摘着当时（一九二八年春初）文坛上的“空肚子顶石板”的怪现象，——我以为那是既然顶不起石板，而又压坏了肚子的勾当，我劝那些有志者还不如拣他们自己最熟习的环境而又合于广大的读者对象之小资产阶级来描写，我简直不赞成那时他们热心的无产文艺——既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只是“卖膏药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然而结果是招来了许多恶骂。在这黑白不明，是非不明的中国，恶骂原来不算什么一回事。使我出惊的是，在我所看到的《创造月刊》上克兴君的一篇和《认识》上潘梓年君的一篇，都居然也承认我的那篇随笔中提出了不少的“革命文学”上的具体问题，可是他们都避开了这些问题不讨论，专注力于痛骂。我应该追悔我那篇随笔《从牯岭到东京》写得太随便，有许多话都没说完全，以至很能引起人们的误解，或是恶意的曲解。但是看到克兴君说：“至于他的《动摇》呢，据他自己说，‘《动摇》所描写的就是动摇，革命斗争剧烈时从事革命工作者的动摇。’怎么是动摇呢，据茅先生的解释是，‘由左倾以至于发生左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至于大反动。’这种解释从首至尾可是茅盾先生的解释，去年十一二月的客观却完全不然。这时候（去年十一二月）的客观情形却不是因救济左稚病以至于右倾思想的抬头，终至于大反动，而是旧的高潮发展到一个最高点，封建地主等串通民族资产阶级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大施其恐怖政策，小资产阶级虽然在资产阶级底压迫底下，但是一则因革命的高潮同他们本身冲突，二则为恐怖政策所威吓，所以不得不动摇。”我不知道克兴君有没有读过我的《动摇》?如果他是读过的，他总该看出来，《动摇》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五月，是湖北省长江上游的一个县内的事；这是写得极明白的，然而克兴君却认为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二月，徒然无的放矢地大骂起来，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克兴君该文作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所以他文中的“去年十一二月”，即指一九二七年十一二月）从这一点，可知现在的“批评家”竟也捏造事实，随便改动别人作品的内容以便利攻击，那样的事，也悍然做了，何况把别人的含蓄的文句来一个恶意的曲解呢！在这一点，我就觉得对于恶骂者的辩驳，真是徒费笔墨，所以直到现在，不曾有一句的回答。
至于他们所自负的“革命理论”，——在这方面，克兴君较胜于潘梓年君，——却使我想起我的《幻灭》中所写的“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委员会”中的人物来了。失敬得很，当时的“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委员会”中的人物早已被教会了说这一套话！
八
《从牯岭到东京》这篇随笔里，我表示了应该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的对象那样的意见。这句话平常得很，无非就是上文所说一个作者“应该拣自己最熟习的事来描写”的同样的意义。再详细说，就是要使此后的文艺能够在尚能跟上时代的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间有一些儿作用。我并没说过要创造小资产阶级文艺。我虽然不喜欢在嘴头上搬弄“革命文学家”所夸炫的一点点社会科学常识或是辩证法，然而我将他们的谈论看来看去，总不曾发见有什么理论是出了我所有的关于那一方面的书籍的范围以外；再说得不客气些，他们的议论并不能比我从前教学生的讲义要多一些什么。所以想拿那一点点辩证法来“克服”我，实在不能领情。因而，从武断我是主张创造小资产阶级文学，又发见了新大陆似的说明小资产阶级文学不能成立，那样的他们的议论，在我是只觉得又听得了卖膏药式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