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清楚地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反对入侵而军事上又特别弱小的民族所得到的唯一保护，有赖于比中国更强大的民族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把友谊、法律和正义看得高于一切利益之上。如果中国本身在她与德国的交往中置这种原则于度外，那么中国又有何理由让别的国家这样做呢！因此，中国目前正确的、当务之急不是立刻站到协约国一方，如果这样，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将无以自处。一旦一个或几个协约国，比如说日本，当她发现她不可分享的利益在中国时，或者甚至可以说，如果他发现了自己有兴趣来剥削和压迫这个国家，并肢解和吞并这个国家时，中国对此又能说些什么呢？中国能大声呼吁友谊、法律和正义吗？日本会对她说：“你在和德国的关系中考虑到友谊、法律和正义了吗？那好，我们对待你就像你对待德国那样：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像你在对德关系中所做的。”为此我要说，如果中国奉行了辛博森先生以及其他人的建议，就像一个充满小人的民族所做的，只考虑和最终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中国将受到审判。孟子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按照戈登将军——这位基督教骑士和真正的绅士、这位我们可称之为“中国戈登”的、中国人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和顾问的话去做，如果中国奉此而行并且坚守此道、即正义与公理，不管辛博森先生和其他在中国的自私自利的外国人如何威胁利诱，拒绝对德国采取敌视行动，这样就可表明中国是一个君子民族，一个置友谊、法律和正义高于自己利益之上的、甚至不考虑自己安危的君子民族。中国如果在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能表明自己是一个君子民族，一个重视“君子之道”的民族，那么她就能赢得全世界的敬重。
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忘记，抛开武力与财力，令人尊敬的得体的举止对一个民族和对某个人都是一种保护。人类和民族之间的争端与战争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原因何在？就在于受到侮辱与攻击或施以侮辱和攻击。所罗门说：“一个温和的回答可以平息怒火，伤害的言词却能激起愤怒。”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藉得体之举止可以避免遭到侮辱，在文明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没有一个人或民族例外。不管她多么强大，如果攻击另一个人或另一个民族，就会变得堕落，这是因为，这个人或这个民族怀着侮辱的动机。同理，对于那些堕落的人或民族也不能施以反侮辱，保持自尊自重，反而能在堕落的人和民族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事实上，现实使我感到，欧美人民根本没有把一个简单的真理铭记在心：彬彬有礼能得到它所唤起的敬重。而这不仅对一个民族、即便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在战前，欧洲的军备竞赛的目的无非是想保护自己，在今日世界的变革中，这种保护自己的动机尤显突出。孔子说：“当陌生的民族相互攻战时，你们应保护好大众的品性、良好的教养与纯洁的美德。事实上，彬彬有礼的美德能善化并赢得他们的敬重。”此段意译，未能查到中文原文。因此我说，对于中国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是最好的保护就是：以德服人。
我的观点依然是，如果中国能表明自己是一个君子之国，她就能赢得世界的敬重并能藉此拯救自己。进而，我宣告，如果中国现在能展示其为一个君子之国，并能将友谊、法律、正义置于有用、利益甚至于个人的安危之上，那么，她不仅能拯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世界和目前世界的文明。因为在我看来，从根本上来讲，现在欧洲盛行的可怕战争的最主要的道德原因正在于：欧美各民族的国务活动家和政客们忘记了“君子之道”，他们的行为即是孟子所谓“先利而后义”，依据孟子的意思：“苟为先利而后义”，是“不夺不餍”的。
我认为，在欧洲和美洲各国没有认识到“君子之道”的意义并因此达成协议时，即在置名誉、法律和正义于有用和利益之上以前，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和平之可言。我甚至坚信，在欧洲和美洲的人民没有看出他们处于错误的道路上并对此反省之前，在他们没有认识到目前令人震惊的残暴、痛苦的战争不仅给每一个民族、给每一个人造成悲惨的恶果，而且这种有损欧洲光辉的错误和不道德的恶果正是他们所谓新学、自由和进步的文明不可避免的产物之前，世界上不可能有和平。然而现在，他们又要把这种战争之源输入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所拥有的真正的文明与欧洲错误的不道德的文明是根本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后者以“新学”教导人们把有用的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廉耻、法律和正义置于末位，而中国真正的文明却以旧学教育和引导人们把廉耻、法律和正义置于任何有用与利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