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像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向回退缩。这一指责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向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计划虚夸不实。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译给总督听，然而总督听不进去，还说我不懂中国政治。但这时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露出了狰狞面目，总督便想起了我，于是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朋友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我举出上述细节，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对于那种指责他像真正的投机分子和叛贼袁世凯那样，转而攻击其雅各宾朋友的不公正的责难，我代表老幕主所做出的反驳是无庸置疑的。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即著名的《劝学篇》。署名作者为张之洞，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全书24篇，4万余言。分内外篇。内篇强调封建伦理纲常有关世道人心，不能动摇，这是“本”。外篇认为有关工商业和学校报馆诸事，可以而且应该变通举办，这是“通”，“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全书贯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猛烈攻击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之说，又竭力颂扬清王朝“德泽深厚”，一味“教忠明纲”，故得慈禧太后和光绪赏识，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下令广为刊布，实力劝导。该书还当即被外国人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传教士吴板桥将其译为英文，题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凡是此类的改革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自辩书”陈述了他之所以放弃早年严格信奉的儒教原则，赞成和提倡引入西方文明方法的理由。
七
张之洞的这部名著，像纽曼博士那本著名的《自辩书》一样，是人类智识发生微妙偏差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证。按照这两个人的看法，明辨是非的真理和道德准则都不是绝对的——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约束力。关于纽曼博士，正如查尔┧埂金斯尼(Charles Kingsley)所批评的：“真理自存，总体说来，它不必也不应该只是罗马传教士的美德之一。”至于张之洞，他一方面认为儒家原则是真理，在个人生活中必须绝对遵从，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原则在现代国家生活中则行不通。儒家之教，告诫个人或国家不必专心致志于财富、权力和物质的繁荣，本乎孔子“贱货贵德”之说。而现代欧洲的新学则教导人们，人生的成功和国家的强大，基础在于拥有财富、权力和物质的繁荣。按照那个在中国鼓吹西学最为热心的李提摩太牧师的说法：“一种没有商业价值的教育，是绝对无用的。”当梁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有没有对梁国有利的办法时，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但现代那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那些新学的倡导者们，如果清朝大臣们问及基督教中正义的完整意义时，将答曰：“何必曰义，亦有铁路、最惠贷款而已矣。”借此机会，我想指出的是，我出席过许多在华传教士与总督、巡抚和各种清朝官员的谈话会，但从未听到他们谈论像“基督教中正义的完整意义”这一类问题。所有的谈话全都是关于铁路、科学、财政、医药、技术教育和反缠足的。——原注
面对这两种矛盾的理想——儒教的理想和现代欧洲新学的理想——张之洞试图以一种天真的方式将它们调和起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个人必须有双重道德标准——一重是关于个人生活的，另一重则是关于民族和国家生活的。作为个人，中国人必须严守儒教原则，但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则必须抛弃儒教原则而采纳现代欧洲新学的原则。简而言之，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人就个人而言必须继续当中国人，做儒门“君子”；但中华民┳濉—中国国民——则必须欧化，变成食肉野兽。为此，他动用了自己丰富的学识，举出古代中国试图变作食肉动物的混乱时代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