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原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后收入《华盖集》）
注释
北京大学的前身为清朝于１８９８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１９１２年改为北京大学，１９１７年蔡元培任校长后，采取“兼容并包”等方针，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章士钊(1881—1973)：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编，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等职，1933年起在上海从事律师职业，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大律师，著有《柳文指要》等。
彭允彝：1923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由于他干涉司法，蔡元培因此出走，北京大学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925年8月，北京大学因反对章士钊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
暗地里做总长：1925年11月28日，北京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段祺瑞在关税上的卖国行为，章士钊潜逃天津，在暗中管理教育部务。
1925年9月5日：据章士钊的呈请，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