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宿的本来是一位很守本分的孩子，他去拿监学桌上的辣子，一定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其实在谁个看来也是很平常的事，决不会有甚么侮慢师长的存心。然而“上任三把的新官火”不幸正落在宿君的头上，就在那天下午，学校竟公然雷厉风行的挂了宿君的斥退牌。
这是太横暴了!这便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便罢了课，举出了两位代表去和监学们办交涉。代表，一位是乐山学生姓易的，一位是姓周的威远学生。
他们两人在监学室里和三位监学先生讲话，差不多只听见丁平子一个人的尖锐的声音在咬文嚼宇。
全校的学生都围在窗前，那当然是嘈杂不堪的。丁平子便借着弹压窗外的学生为名总不与代表们说到本题上来。
姓周的说：“我们是全校学生的代表，先生，你且听我们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听窗外的声音向窗外的人说话。”
——“然而监学有目，谁能令其不视？监学有耳，谁能令其不听？监学有古，谁能令其不说？”
这就是雄辩家的一种尖声尖气的雄辩。
姓易的是一位老学生，他的年纪怕比那任谁那一位监学的年纪还要大些，他素来谈话是老气横秋的；他又横秋起他的老气来了。他向丁监学说：
——“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搭”的又是一下拍案的声音。
——“甚么？甚么叫肝火旺？你真胡闹!你真侮慢师长!斥退!斥退!”
尖声气连连地冒火，怎么也不由分说，立刻把周、易二位推了出来。
不上十分钟的光景，监学室的窗上又挂了一道牌出来。周、易二君以煽动罢课、侮慢师长的罪名，又遭斥退了。
学生还继续罢了两天的课，终因他们用高压手段和牢笼政策，把学生的团结切破了，他们便硬把学生的愤怒镇压了下来，但是稍有血气的人谁个能够心服呢？
平心地说，他们就这样横不讲理地把学生压伏着了，假使他们真真正正有点相当的学殖足以引导学生，那他们也未尝不可以使人心服。但他们却是空空如也，而且还十二万分的心骄气浮。
像丁平子要算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了。他担任世界地理，他的讲义模仿的是章太炎的笔法，写些古而怪之怪而古之的奇字，用些颠而倒之倒而颠之的奇句。他并不是在讲科学，他是拼命在熬文章。讲了半年仅仅讲了几篇绪论——实在是倒通不通的绪论。
世间上的通病，不美的妇人总爱搽一脸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总爱镂心刻骨的雕琢。结果是愈妆扮愈丑，愈雕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装饰的自然美，那他已经达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肤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样，它总要有一种内在的显示。
他们的骄傲不仅在学生间不能得人心服，便是城里的老名士辈都看不惯了。他们有一次去游高标山的万景楼，做了一副木联来挂在楼上。那联语是：
六秀才同游一日
万景楼从此千秋
因为他们去的人中刚好有六位秀才，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把那极温诚的王畏岩老先生也激愤了，老先生把那联语改成：
六秀才只通六窍
万景楼遗臭万年
在下边正正当当题出了改窜者王畏岩的几个字。
他们受了这样的毒骂，后来还闹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他们这一批教职员来了之后，把学生的班次也从新改组过了，把我们旧的学生仍然分成三班，但不是从前纯粹依地域的分法。甲一、甲二是注重英文的，甲三注重日文。我因为恨那教英文的一位杨先生，便反抗的入了注重日文的甲三班。甲三班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有几分叛逆性者的集合。
我们的英文那时候真是可怜。用的是日本正则英文学校的教本，那位杨先生以他仅仅在高等学校学了一两年的程度，把那“比阿把”、“比奥保”、“比爱摆”的拼音便教了我们半年。
我们的日文不消说也是一样的可怜。教日文的先生也仅是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便来教人的外国语真是太严肃的儿戏了。我们学日文学了一两个学期，用尽我们的力量连五十音都没有学好。
学堂里没有可学的东西，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第一学期中是消费于酒，消费于游荡，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但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厉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从和他两个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实上成为了那一群游荡儿们的情敌，自然不能不和他们疏远。我一和他们疏远，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发展了。
我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是甚么呢？便是文学。因为我们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学，有资格足以供我们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