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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讲演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

我是于十八号到广东来的,前天学生会代表来说要开一个欢迎会,我想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为我还没有到享受开会欢迎的程度。这事真有点困难了,若是不说几句话,那对于诸同学的好意未免辜负了,要来说话,可是又无什么话可说。

对于我的本身,社会上有许多批评和误解,而对于这些误解和批评,我又没有工夫做文章来辩护辩护。譬如有人说,我是对社会的斗争者,或者因为这句话,引起了诸位对于我的好感。可是,我得要申明:我并非一个斗争者,如果我真是一个斗争者,我便不应该来广东了,应该在北京、厦门,与恶势力来斗争,然而我现在已到广州来了。

从前我很惹人讨厌,这里也讨厌我,那里也讨厌,到了厦门,厦门也讨厌我,我实在无地可跑了,这时恰好中山大学委员会打电要我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来呢?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这样我便到此地来了。

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有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就是红颜色的东西,也不大看见。

据我二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虽则,有许多情形,我还没有看见到的。

但如列宁纪念的电影,这在外省确实看不见的;又如许多工会,在外省也看不见的。但这并不稀奇,并非可怕,这原应该是很平常的现象。

我总觉得广东未见得有新的气象,许多外省人说广东可奇可怕,我想或者他们的眼睛生了什么毛病吧。

或者因为我到广东未久,所观察的不多,浅薄得很,所以没有见出可奇可怕来也说不定。但我可以说,广东民众所受的压迫要少些,比较去了一点。至于社会的现状与从前是相同,许多要做的要建设的还未着手。例如拿文艺一项说吧,实在沉静得很,跑到中央公园,公园中间竟有一个观音像摆着,我并非因为观音是菩萨而反对他,我以为就是观音也要做的好一点。

中山先生是开国的元勋,广东是他建设民国的根据地,又是他的故乡,但我们跑到街上一走,我们只看见有孙先生的照相,但并没有他的画像。

文艺出版物也很少,我只看见《广州文学》一样。

因此,我要问:广州许多青年哪里去了?这或者可以解说,他们忙得很!诚然他们是忙一点,有种种运动,种种工作。但哪有这么多人全是忙着的?广州青年在精神上的表现实在太少了,这是什么缘故?既然不是“忙”一个字,那就是第二个字“懒”了,若不是懒,我实在找不出第二句说话来。

这样一个沉静的社会,于我是很好的。因为许多朋友,从前相好的来会会我,而许多新的朋友对我又表示好感,所以斗争的事还没有。至于旧的和我们斗争的,也没有在后面跟着来——这样,使我懒下去,倒也觉得很是舒服。

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得紧张一点,革新一点。

然而广东实在太平静了,因此,刺激和压迫,也不免太少了。诸位青年不知怎样感觉着,我呢,我觉得不大舒服。因为我从前受的刺激和压迫太多了,现在忽然太轻了,我反而不高兴起来。我好比一个老头儿,本来负着很重的担子,他负惯了,现在忽然肩膀上的担子放下来,他必须觉着少了什么似的,大不高兴起来了呢。

这个时候,我以为极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目的没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个个觉得很舒服了。

民元已过去了,民国也算成立了,但文艺上有了创造没有?

文艺这个东西大不可少,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我们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得让他叫出来使大家知道。虽然有的是旧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论新旧,也当一齐叫出来。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然而有许多青年都有一个“怕”字的心里,他们怕幼稚,怕人家骂。幼稚是不要紧的,最初虽然是幼稚,但可以生长起来,发展出去,如一个幼孩,他虽然是一个幼孩,但并不见得幼孩是可羞耻的。所以作品虽然是幼稚,但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这是不要紧的,我们不要怕。

有的以为怕人家骂,这也不要紧,若是没有人骂,反而觉得无聊得很。好比唱戏,台下的拍掌喝彩,固要唱下去,就是喝倒彩,也要唱下去,不管他怎样,我们只要,只尽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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