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不得不搬出我们的房子，布伦斯维克搬了进去，人家把这所小屋子分给我们，我们用一辆手推车搬了几次把我们的家当搬到这边来，巴纳巴斯和我在前面拉，父亲和阿玛莉娅在后面帮着推，母亲一开始就让我们先送到这儿来了，她迎接我们，坐在一只箱子上，不断低声啜泣。可是我记得，即使在这几趟累人的搬家路上——它们也很丢人现眼，因为我们途中常常遇到运庄稼的马车，车上的人看见我们就不吭声并把头扭开——即使在这几趟搬家路上我们——巴纳巴斯和我——也没能停止谈论我们的忧虑和计划，我们谈着谈着就站住不动，父亲叫‘喂喂’才使我们重新想起我们的职责。但是所有这些商讨即使在搬迁之后也没改变我们的生活，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现在我们也渐渐尝到过穷日子的滋味了。亲戚们停止了资助，我们的钱几乎花光了，正是在那个时候，你所看到的那种对我们的鄙视渐渐滋生。人们看到我们无能为力，无法摆脱信件事件，人们对我们这样做很生气，人们并不低估命运对我们的沉重打击，虽然人们并不清楚了解事情的底细，假如我们摆脱了这件事的阴影，人们本来是会相当地尊敬我们的，但是由于我们摆脱不了，所以人们就把迄今只是暂时的做法变成最终的定论，人们把我们逐出每一个社交圈子，人们知道人们自己大概不会比我们更好地经受住这一考验，但是也就更有必要完全摆脱我们。于是人们就不再像谈论一般人那样谈论我们，我们的姓氏不再被提及。如果人们不得不谈到我们，人们便按巴纳巴斯，按这个最无辜的人的名字称呼我们。连我们的小屋也声名狼藉，你扪心自问，你就会承认，你在第一次走进来时也以为看到了这种鄙视的正当理由。后来，有时又有人来到我们这儿，他们就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物嗤之以鼻，譬如对油灯吊在那儿桌子上方看不上眼。它不吊在桌子上方该吊在哪儿呀，可是他们觉得这受不了。
可是假如我们把这灯吊在别处，他们的反感照样不会有丝毫改变。不管我们怎么看，我们都遭到同样的鄙视。”